1942年秋，在我乘飞机随史迪威返回中国时，我发现史迪威被卷入了另一场积怨中。与他积怨的是我的老朋友陈纳德，我们在循道公会晚宴上一起吃过饭，他曾经是美军上校，现在是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指挥官，飞虎队（Flying Tigers）的克莱尔·陈纳德准将。
这完全是美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积怨，其影响非常非常深远，而且会改变美国的军事原则——因为这是一场关于战争手段和目的的积怨。
从性格上说，克莱尔·陈纳德准将是个与史迪威一样复杂甚至可能更加复杂的人。史迪威是个纯粹的北方人，拘谨古板，发音清晰。责任感牢牢束缚着史迪威；只要是乔治·马歇尔需要他做的，只要是美国需要他做的，他都会去做，不管那到底是什么。陈纳德是南方人，生在得克萨斯，长在得克萨斯，不过还有法国血统，这一点从他的名字也能看出；他皮肤黝黑，脸上是纵横交错的皱纹。陈纳德通常说话都操着一口正常的南方口音，一旦放松下来，比如参加扑克比赛时，就会冒出难懂的方言，他偶尔会邀请我一同前去，对于听着波士顿口音长大的我来说，那些简直就像天书一样。
千亿球友会
除了那身军装以外，陈纳德与史迪威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是他们苦难的命运。史迪威是咆哮宣泄，陈纳德是将愤怒郁积心中。和平时期的两人命途多舛，那是美国陆军中有能力且有野心者逃不脱的命运。1939年时，美国陆军人数还不足17.4万，战略地位是美国自卫队。不过这支人数不多的军队足够强大，在20世纪20与30年代培养出了数十位军事天才。他们的名字几乎能像拿破仑的帝国元帅名单一样，流传千古。当时的军方很吝啬，所有军官、陆军士兵和空军士兵都必须有一门熟练的手艺，这样就可以节省人力和作战物资。对于艾森豪威尔、布雷德利、史迪威、克雷（Clay）、加文（Gavin）这些人来说，能服务部队与国家才是首要的。但对于巴顿、陈纳德这样的人来说，他们选择服役主要出于对技术的热爱、对器械的着迷。陈纳德擅长的领域为空中力量，而与威廉·米切尔一样，他的长处也是他苦难的来源，长久以来，他竭尽全力想要打破预算和官僚的束缚，证明空中力量能在战场上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只是他的努力一直没能成功。1936年，他退役了，受蒋介石政府雇佣，将自己的技术带到了中国，为蒋介石打造空军。他用了很高明的一招—组建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该航空队所有P-40飞机机头都绘有飞虎队的标志，他们在缅甸战役中，用自己的杰出表现震惊了全世界。在1942年初春，史迪威刚刚拿到指挥权的时候，陈纳德已经是国际知名人士了。
史迪威和陈纳德彼此都瞧不上对方，但他们的积怨并不仅仅是个人恩怨。他们的争论源于在战争概念上的差异，如今，这一概念性差异令美国一切防御与战争计划中都存在分歧—地面作战概念与空战概念的分歧。
我无意中卷入了他们的积怨。1943年初，《时代》周刊要求我写一篇关于陈纳德的战地研究。他们准备将陈纳德的肖像作为封面，并以我的研究为素材，围绕这位美国战争中的真英雄写一篇封面报道。当时，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积怨已经十分明显，无法忽视了。
我和陈纳德是老相识了，重庆那会儿结下的交情。这次我以老友的身份，对他进行了非正式的采访。我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与史迪威积怨如此之深，到底是从何而起，如何而起的。“我的那家妓院，”他隐晦地说道，“让我很烦恼。”（根据我的笔记，他就是这么说的。）“小伙子们离不开它，但他们发泄的方式可能是健康的，但也可能让他们染上脏病。”他与史迪威之间第一次出现裂痕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一家妓院！1942年时，陈纳德早期战略所依赖的是不足80架飞机的攻击力量，这个数量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有时，他的飞机会有多达半数被迫停飞，原因则是飞行员因滥交而发生的意外—地面后勤人员与空中战斗人员都因在昆明著名的狭缝巷（Slit Alley）患上了传染病，被送医治疗去了。性传染病削弱了陈纳德麾下空军的战斗力，那效果就像他的飞机在地面被轰炸掉了一样。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不过，他也没办法把这些年轻的美国士兵关进栅栏里，他只能承认他们的欲望，这是天性，同时又要保护他们的健康，以确保飞机能正常飞行。因此，陈纳德派出了一架美国陆军航空兵团的飞机，搭载一支医疗团队，飞越驼峰，抵达印度。他们在印度，为12名没病的印度做了体检，从医学上确认她们健康，然后征召她们为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提供性服务；一架美军飞机搭载她们去了我们的前线进攻阵地，在那里，空中战斗人员与地面后勤人员可以与她们，但又不会被传染上性病。这件事我从未听过。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是没有获得史迪威批准的，因此他在知道后大发雷霆。史迪威是战地指挥官，他是个清教徒。史迪威知道日本设置有为部队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普鲁士人也有这样的做法，法国也是。不过，美国陆军可真没有这玩意儿，美国陆军不会用航空兵团的飞机载着飞跃驼峰，美国陆军没有给自己士兵建妓院的做法。陈纳德只是想要确保自己的飞机在需要作战时能顺利起飞，投掷炸弹，传递出他的讯息，为此，他可以不择手段。史迪威是像奥利弗·克伦威尔一样谨守道德观念的人。奥利弗·克伦威尔是绝对不会违反十诫，做出贪污、通奸、撒谎、偷窃等行为的。当时，陈纳德和史迪威都在美国陆军服役。他们缺一不可—陈纳德不得不关闭了自己的妓院。
这个故事虽然很好笑，很琐碎，但却导致两个美国权力绝对论者之间产生了分歧。
他们两人还影响了另一个远比这一分歧更大也更重要的差异：在战争与力量概念上的分歧，贯穿从此以后所有美国地缘政治策略的分歧。
陈纳德是空军力量绝对论者。他认为空军力量可以摧毁日本，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尽管他不会飞到日本战火荼毒的城市参与大屠杀，但他知道日本的防空能力格外薄弱。他也知道他带着为数不多的飞机，被单独派到中国西南部高原并留守此地的目的，是攻击日军暴露在外的没有防御的后方。1942年和1943年，他是美国指挥官中除潜艇指挥官外，唯一可以威胁日本内海航线的。对陈纳德来说，中国只是为其提供基地的平台，他的飞机可从任一基地起飞，攻击日本。在他眼里，战争就像一场外科手术，中国就是一张供他放置医疗仪器的桌子。
对他的这一战争理念，最满意的就是蒋介石了。陈纳德传递给中国人的信息很简单：只要让华盛顿给我足够的飞机，你们歇着，我就可以摧毁日本。因此，陈纳德和驻华盛顿的中方人员在白宫结成盟友，要联手推翻陈纳德名义上的上级—战地指挥官史迪威的政策。史迪威与陈纳德思想分歧的出现，源自他对陈纳德空战政策可能导向的实用性评估。史迪威深信，如果陈纳德对日的空中袭击真的有他所承诺的那般猛烈，日本势必不会束手就擒，任人宰割。如果陈纳德切断了日本的内海航线，日本势必会为保护自己的腹地而袭击美国位于华东的空军基地，而负责基地防御的中国陆军根本无力抵挡。史迪威坚持认为，必须将中国地面部队打造成能战斗、够积极的部队，他在这一点上的坚持与专断，与陈纳德不相上下。因此，在史迪威看来，当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起这样的中国陆军，为他们提供抗日所需的装备和训练。而在陈纳德看来，史迪威的策略不仅缺乏胆识，还很愚蠢：他，陈纳德，拥有当时其他盟军将领都没有的机会，可沉重打击日军最薄弱之处；这样的机会绝对不能放过。
这两位将领间的争执，就像1944年秋英国人（蒙哥马利）与美国人（布雷德利、巴顿）间的争执一样，关键在于军需供应。战士之间的争吵通常都是源于军需供应的问题，之后才会上升为精神与政治层面的问题，只是这一军需供应问题在中国显得尤其荒谬怪诞。
从1942年春到1945年春，在敌人围困下的中国以及在中国的所有美国及中国军队，其所有军需补给全部来自驼峰的另一边。搭乘这些飞机偷越封锁线，冲入山体密布的云层中躲避日本军机，飞越驼峰，往往会让人产生一种极其浪漫的情怀。驼峰飞行早期是采用小型的C-47运输机，后来使用了体积更大的C-46运输机，飞行期间，少数年轻的美国士兵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瘙痒、挠伤、疾病、疟疾，有时还会在压力下崩溃，据说，在驼峰上产生的这种压力会让人产生一种“快乐”感。（他们会指着白雪覆盖的地标说道：“西藏就在那边。”）
但在战争的分类账中，这些只是美军航空运输司令部的运输机，而它们运输的货物就是簿记员争吵的实质。驼峰飞行始于1942年4月日军占领缅甸，封锁了陆上运输路线后。刚开始时，驼峰航线吨，到秋天时已涨至每月300吨；后来，随着人力与飞机投入的加大，到1943年初，驼峰航线吨。就在著名的陈纳德—史迪威之争发生时，驼峰航线的每月运输量已有两三千吨，但却杯水车薪。中国有5亿人；军人至少400万，甚至可能是800万，具体数字无人知晓；战争产业的需求是个无底洞；为了空运，美国新印刷了成百上千吨纸币，造成了通货膨胀。蒋介石需要将这些物资全部据为己有；陈纳德不但想要将它们据为己有，甚至还想要更多，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保证其空军的战斗力。史迪威对物资的需求与陈纳德一样，但目的不同，史迪威是想要重新训练并重新装备中国陆军，以实现乔治·马歇尔的战略构想。史迪威的职责是为各索要物资方分配有限的物资，对这所谓的职责，史迪威的原话是“设法用麻雀拉的屎给10公顷土地施肥”。1943年2月，那些穿行于喜马拉雅空中运输线的旧运输机已经运输了总计3500吨的补给物资，其中850吨是答应拨给陈纳德的；但他只收到了330吨。“我彻夜难眠，满脑子想的都是汽油，”他告诉我，“我的胃都开始紧张了。过去十天，我用了4万加仑汽油，但只收到了1.7万加仑的补给。”当时的情况，根本满足不了陈纳德的胃口，也满足不了蒋介石或史迪威的胃口。
到1943年5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不得不介入他们三方的争执。罗斯福将史迪威和陈纳德召回华盛顿，在那里，美方最高军事指挥官做了最终决定。史迪威与陈纳德（蒋介石支持陈纳德）之间的争执看似简单，不过是物资分配的问题。在解决政治问题时，技术性方案往往更具吸引力，英国人、中国人和罗斯福的白宫战略家们都赞同陈纳德的方式是最简单的。因此，罗斯福决定，从此刻开始，驼峰航线万吨不可实现后，他下令，7月的空中运输量必须达到7000吨，年底前必须涨至每月1万吨。陈纳德承诺，有了足够的物资供应，截至圣诞节前，他可以击沉50万吨日军船运物资，即日军所有物资的10%；他因此得到的承诺是，驼峰航线每月运输的物资中，他的空军可拿到4500吨，剩下的让蒋介石和史迪威自己去争。在这场白宫政治博弈中，史迪威一败涂地，毫无还手之力。“我（告诉罗斯福）的观点是，”5月这场会议结束后，史迪威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中国处在经济崩溃的边缘……首先必须做的，是培养能夺取并守住空军基地、能够打开外界与中国沟通渠道的地面部队……它们（陈纳德的飞机）将会给日军造成一定伤害，但也将削弱对地面力量的投入，并最终导致地面据点的沦陷。若是如此，那击落几架日本飞机又能有什么鬼用？”
但陈纳德我行我素，根本听不进史迪威的话，到战争结束时，他声称自己的部队击沉了日军200万吨船运物资。陈纳德在太平洋战争中立下的赫赫战功毋庸置疑，但我至今仍有一个想法，如果在陈史之争中，胜出的是史迪威，那么中国之后的战争史可能会被改写，即便仍是赢下了中国，他们也会是我们的盟友，至少不会将我们视为敌人。
如今再回首，我们能从陈纳德的战略中看到美国过度使用其强大力量的根源之一，一如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和亨利·哈雷·阿诺德（H.H.Arnold，绰号“快乐的阿诺德”）战略中所体现出的那样。空军是个极其诱人的概念：他们可以从高空俯冲进行打击，让经济学家来设定打击目标。空中打击是多么干净利落、多么合乎逻辑的做法，就像足球比赛一样，足球门柱以及比赛得分都在球场上展示得一清二楚。这一美国空军理念是美式优越感最具代表性的体现，持续了数十年，直到应用于越南战场，造成大灾难才画下句号。
我其实也是“二战”中第一批被空军理念诱惑的人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克莱尔·陈纳德是我的朋友。我们确实早在几年前就结下了友谊，当时我孤身在重庆，他也自我放逐到了这里。他也确实很帮忙，任何轰炸任务，只要我开口，说此行可能写出一篇好的报道，他都会让我上机。虽然他经常应允我的要求，但说到说服别人，他才是个中高手。如果要取得全面胜利，彻底摧毁敌军城市和生产线是必不可少的。飞机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对日本、对德国都是如此。陈纳德会问，打仗除了抓住敌人外还能有什么目的？陈纳德热爱这些可帮他抓住敌人的工具。
后来我改变立场，并不是史迪威说服了我，我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站到了史迪威那一边。我的这一转变也许是源于我脑海中产生的疑问。如果战争的目的不仅仅是“抓住敌人”，还有保卫你一开始想要保卫的东西，一切又将会如何呢？如果政治与军队对保住抗日高地来说同等重要会怎样呢？如果那些政治比战争机会更加重要会怎样呢？如果即使赢了，却输掉了你一开始想要保卫的东西，会怎样呢？
这些就是1943年春时我脑海中尚未成形的问题，尽管它们已经开始让我感到烦恼了。当时的我已不再是个观察者，也不是哈佛的历史学家。我穿着战地记者的军装，我的兄弟们（一个在太平洋战场，一个在欧洲战场）正在与敌人搏命，他们都是我笔下这场博弈中的马前卒。即便只是记者，我也不得不选择一个立场，绝大多数记者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了与我一样的事。我现在知道了，当时的我是自己一点点站到与陈纳德对立的那一边去的，史迪威并没有给我任何压力。我渐渐开始相信，当时的政府完全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中国不仅仅是个供我们演练战争工具的平台，中国是个极其重要的存在。中国幅员辽阔、充满神秘与残酷—他们令人捉摸不定，我们既想要与其中正派者为友，又想要将他们的国土用作摧毁日军的垫脚石。从当时到现在，经历漫长的反思，我终于明白史迪威当时的打算了。他打算找一个负责的政府来打交道，但这个任务不应该强加到军事将领的身上。
（本文节选自白修德著《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石雨晴、柯育辰译，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