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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冬梅表示,自2014年京津冀国家战略提出以来,三地协同创新一直是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
◎刘冬梅认为,当前还需要加强京津冀协同创新的顶层设计。可以探索开展区域性部省会商新机制,从中央层面组织三地围绕科技创新中的共性问题,开展跨省跨部门的协商。
2024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周年。十年来,这一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
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于4月25日至29日举行。在27日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创新与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冬梅作了《科技创新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旨报告。
论坛期间,刘冬梅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的专访。她对记者表示,“这应该是中关村论坛第一次围绕战略性区域的协同创新发展举办的专题论坛,足见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采访中,刘冬梅既介绍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取得的成效,也谈及当前三地在协同创新方面仍面临一些挑战。她用“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来概括京津冀区域创新体系的特点,认为互利共赢、科学持续是三地协同创新的有效路径。
刘冬梅:自2014年京津冀国家战略提出以来,三地协同创新一直是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经过十年的发展,京津冀协同创新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与成效。新时期继续发挥科技创新在引领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备良好基础。
具体而言,首先,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实力非常强。有一组数据:京津冀的研发人员约占全国的10%,发表SCI(科学引文索引)国际论文量约占全国的18%,发明专利的拥有量约占全国的18%,基础研究经费约占全国的1/4,每万人发明专利的拥有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这些都表明京津冀有突出的科技创新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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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谈到跨行政区的协同创新,交通便利是一个重要的环境条件。经过十年的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已基本实现。目前整个京津冀地区交通非常便捷,网络化、全覆盖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已基本建成,这也为区域协同创新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三,这里拥有相对发达的科技产业集群。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制造业集中集聚重点区域之一,2022年区域GDP超过10万亿元,工业增加值超过2.5万亿元,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2.5万家。中关村科学城、北京亦庄经开区、廊坊经开区、天开高教科创园等约20个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的高新科技产业集群,总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已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
从区域创新评价的结果来看,北京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排名全国领先,位居第二位;天津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排名全国前列;河北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排名上升,2023年位居第21位,较2014年提高3位。
具体而言,多层次规划法规政策体系逐步构建,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向纵深推进。
北京国际科创中心原始创新策源能力显著提升。全社会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保持6%左右,超过纽约、柏林等国际知名创新城市;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涌现出一批世界级重大原创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项占全国30%左右,跻身全球百强科技集群前三名。
京津冀国家高新技术创新中心加快布局。2020年建设我国第一个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协同创新发展模式已初步形成。
2013年至2022年,北京输出天津技术合同成交额由38.8亿元增长至82.1亿元,年均增长率8.7%,有力带动两地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和先进制造领域发展;北京输出河北技术合同成交额由32.4亿元增长至274.8亿元,年均增长率26.8%。2431家中关村企业在河北设立分支机构5163家。协同创新驱动区域产业发展取得新进展,科技赋能京津冀社会民生协同共治水平快速提升。
NBD:您认为京津冀地区在协同创新方面是否也面临一些挑战?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过程中,如何协调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
这十年来,京津冀三地政府在协同创新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对接工作以政府牵头组织为主,协会、联盟和服务机构等市场化中介组织参与不足。如何在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市场的积极性,仍然还有潜力和空间。
比如京津冀在高新技术企业整体搬迁资质互认、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等方面实现了政策互通互认,但仍有一些资质互认存在堵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特别是河北相对缺乏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造成吸引高层次人才的现实困难。
如三地科技创新券政策的申请限额和使用要求等政策要点不同,执行效果也就存在差异。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先行先试政策受行政区界线的限制较大,在津冀地区尚无法同时适用,限制了科技要素向津冀地区的流动。
NBD:针对京津冀地区的科技创新需求和特点,您认为应如何构建更加精准有效的科技政策体系?未来京津冀协同创新的重点发展方向是什么?
首先可以探索开展区域性部省会商新机制。从中央层面组织三地围绕科技创新中的共性问题,开展跨省跨部门的协商。
与此同时,要不断完善京津冀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协同工作机制,比如借鉴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中一些机制性的举措。
此外,应关注京津冀科技创新智库网络的建设,让智库为科技创新提供前瞻性的思考和有效咨询。推动建立三地协同创新能力统计监测制度也很必要,这可以为区域间合作能力的评判提供科学依据。
其次要推动京津冀创新资源高水平共建共享。要持续推进北京现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和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向津冀开放,促进创新资源的共用共享。
通过引导三地高校及科研院所建立科技人才联合培养和技术人才联合选拔机制,探索建立京津冀事业单位人才兼职限制等鼓励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同时,要强化三地信息服务平台和科研成果数据库等前沿成果汇集。
三是实施京津冀应用场景建设行动。依托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强化三地在虚拟现实、生命健康、脑科学等前沿技术领域应用场景的合作共建。聚焦重点行业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改造需求布局建设数字化应用场景。面向开发应用场景打造主题园区特色承接平台并实施配套项目。
四是构建以企业为主导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比如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跨区域迁移资质资格互认清单,明确跨区域成果转化涉及的税收、产值利益分享机制,逐步解决京津冀创新券异地领用兑付难题,突破市场准入标准、安全管理与监督等影响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等。
NBD:刚才您也提到了,像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这些新技术对于区域创新生态会有一个积极的影响吗?
刘冬梅:肯定会的。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对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通过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可以对未来产业发展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我们整个国家都在大力推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京津冀也不例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肯定对整个京津冀产业水平的提升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果放到区域层面来谈,在数字经济和智能化背景下,京津冀的创新其实是赋予了新的内涵。京津冀怎么把数智结合做得更好更有效,也是下一步区域创新体系里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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