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直到前不久我还是比较着急的。我当时觉得按照中国目前的这样一种经济发展形势，我们今年可能实现不了5%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简单地比较一下去年和今年的一些数字，大概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在年初的时候我做过一些预想。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来看，假设消费的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同，这是合理的。因此，我假设了今年消费的增速可能会达到5%。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投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由于我国货物净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所以哪怕净出口增速能从去年的负转成正，而且正的净出口在GDP中的占比要再大一点，它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也不会特别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观察今年消费的增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给大家看一个图。实际比较来看，今年消费的增速远远低于我原来预期的5%。这时候GDP增速要想达到5%，自然投资的增速就要高一些，以补偿消费增速显著低于去年的情况。

　　2023年净出口增速为-1.5%，2024年1-8月为10%。大家都知道投资有三大块。其中，制造投资的表现是比较良好的，甚至可以说是超预期的；但是，房地产投资的增速是低于预期的。

　　我年初时曾跟一个记者讨论过，我当时假设今年房地产的投资增速和去年是一样的。报道发表之后我还比较害怕，想着是不是太悲观了？结果发现，实际增速比我悲观预期的-9.6%还要低。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固定资产投资——我们现在只能用固定资产投资这个数据，因为在其他方面，咱们很难得到特别可靠的数字——的增速要想能够补偿消费增速下降，它应该比去年要高一些。

　　那么，为了补偿消费增速下降和房地产投资的负增长，政府可以怎么办呢？由于消费和出口政府难以控制，我觉得唯一可能用的工具大概就是基础设施投资。所以，我希望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能高一些，否则我们无法完成今年5%的经济增速目标。

　　从现在来看，还剩3个月，所以我觉得不能够特别乐观，实现5%的增速目标的难度应该是相当大的。

　　不过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就是我感觉到，经济学家们现在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趋于一致了，大家都承认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而且大家越来越多地同意我们要采取更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前几天，央行做了一个表态，其大方向被认为非常正确，也得到了大家的积极评价。这一表态后，我认为“接力棒”已传递至财政部。

　　央行的这些措施很好地鼓舞了人心，但会持续多久，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股市虽有所回暖，但若财政部不能很好地发力，那恐怕央行这些政策的效果会有所减弱。因此，我们殷切期盼财政部能有新动作。目前就此有各种各样的消息，我不确定真假；我也不知道，财政部是否已听到市场的呼声并做好相应的准备。

　　如前所述，大家对于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已逐渐达成共识。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大扩张力度的空间还有多少？我觉得它暂时只能做那么多了。在此背景下，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显得尤为重要。不过，经济学界对此仍存在一系列分歧，其中一大焦点在于：是应侧重于刺激消费，还是应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我个人的观点是，消费确实需要刺激，特别是陆挺首席提及的低保等社会问题，我深表赞同。从个人经历出发，我也支持这一点，因为我自己亲属中就有人依靠低保，生活不易。然而，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的函数，依赖刺激消费来启动经济的观点，我是比较怀疑的。相反，虽然可以通过收入均等化等方式提高全社会的消费倾向，没有经济增长基础上的收入增长，消费是难以持续增长的。

　　在有效需求不足时，增加消费确实能短期内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消费是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说法是错误，不存在“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的二选一问题。长远来看，经济增长只能靠资本积累、劳动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进步。而消费的增加只能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消费还是投资的选择是“现在多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以后多消费”之间的选择。

　　当我们讨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时，没有投资、没有技术进步、没有人力资本的改善，中国怎么能够进一步缩小和美国的差距呢？

　　所以，我的基本观点是：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地缘政治因素，以及近年来经济增速下滑、收入增长放缓、资产价值下降等背景，消费者信心普遍不足，依靠消费启动经济是不现实的。因此，若想启动经济，在当前阶段，首要考虑的应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还能通过创造“挤入效应”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经济增长了，收入也随之增长，而收入的增长必然带来消费的增长，并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我在上个月的外滩峰会上提出这个观点后，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他们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饱和，没有更多的空间。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首先，基础设施投资的概念并非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铁公机”，它还包括“新基建”和“公共投资”的概念。凡是旨在提供公共产品、回报率低（甚至没有商业回报）、无法产生现金流、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不愿承担的项目，而对于国家安全、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投资，都属于基础设施投资范畴。

　　其次，正如贾康先生所说，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俯拾皆是”。例如，权威部门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人均投入仅为日本的1/18。仅补齐短板，投资需求就高达数万亿元。地下管网建设所需的投资更是巨大。

　　在城中村改造和旧住宅改造、教育医疗养老和循环经济建设等等领域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是难以估量的。与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研究相关的研发基地、厂房、实验室、装备等都需要大规模投资。

　　即便是在传统的“铁公机”领域，投资（“断头路”、海港、小型机场）需求也十分巨大。此外，为建设通向中亚的“丝绸之路”，沿河西走廊进行大规模工业开发似乎也是可以考虑的。

　　有政府部门学者提出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这一建议的细节，但我认为这类建议是积极的，值得政府考虑和吸纳。

　　以北京的现状为例，下图是在我家附近的繁华区拍的，这种电缆杂乱无章的状况，我只在印度见过——当然，印度比咱还厉害，工人可以站在电线圈上干活。

　　这是米兰的下水道。我当时站在图中位置，从上往下看时非常害怕，担心这篦子折了，我会掉下去。不过大家可能看过《偷天换日》（The Italian Job）这部电影，窃贼偷了金子，能在这下水道里开车逃跑。

　　总而言之，在基建方面，我们还有大量事情可以做；我们现在主要面临资金缺口的问题。

　　具体说来，如果2024年消费增速为5%（同计划的GDP增速同步）、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增速都与2023年相同（-9.6%和6.5%），要实现5%的GDP增速目标，基建投资增速应该达到双位数，规模则大概高达十几万亿元。

　　按照年初的财政预算，政府能够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的资金大概在8万亿到10万亿元左右，如果完全要由政府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则资金缺口是相当巨大的。鉴于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速差强人意，为实现5%的GDP增速目标，基础设施投资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特殊国债的发行量恐怕难以避免。

　　财政发力，首先是得给地方政府减轻债务压力。我觉得中央政府要“出血”，该替地方政府还的债要替地方政府还。

　　前财政部负责人提出，地方政府疫情期间防疫产生的债务应该由中央财政承担。我认为这种主张是完全正确的。要尽量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不要让地方政府为了还债而经济不能正常运转。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我们在财政上的一些观点、论述乃至政策，实际上是顺周期的，而不是逆周期的，而这些提法、做法，恐怕只能使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加剧财政困境。QY球友会网站如“砸锅卖铁”“谁家的孩子谁抱”“不首先还债就不能搞投资”的思路，是顺周期调节、是典型的合成推理，我希望相关部门能重新审视这些政策。

　　总体而言，中国不必太担心政府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扩张潜力依然巨大。这一观点基于我们在2000年所做的一些研究：

　　nr的意思是，只要经济增速高于利息率，政府就无需担心债务不可持续。第二个公式中经济增长速度是分母，财政赤字占GDP比例是分子。若单纯削减债务，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得更快，其结果就是杠杆率反而越来越高。反之，即便债务增加了，但利息率较低，可以控制财政赤字对GDP的比例，则债务增加导致经济增速加快的结果是杠杆率的下降。

　　目前距离年底仅剩三个月，仓促上阵可能会引发诸多问题，2009年的经验便是前车之鉴。那么，当前我们能够做什么？

　　当前除了政府储备项目，亟需一揽子政策，包括财政、货币刺激计划，充分利用所谓的“宣示效应”（“Announcement Effect”），提振市场、投资者和公众的信心，为明年经济的较好增长打下基础。

　　最后，我想分享两个蕴含哲理的观点：第一句是富兰克林的名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确定的，除了纳税和死亡。”；第二句是萨特说的，大意是“人非花木，花木之生长由种子预定，而人则拥有意志自由，在因果链中，有一环节由你的意志自由所决定。”

　　也就是说，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就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就能让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地发展，我们迟早能赶上甚至超越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