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想跟各位企业家朋友汇报的方面，就是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在这个方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大踏步跟上时代”的创新前沿，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日新月异的数字经济，它是所说的“第一生产力”典型的表现。所谓第一生产力，不是在传统的生产力三要素上做加法，在生产力里的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这三要素上加一个科技成果，它是做乘法，原来所有的生产力的传统要素功能作用，能够由于科技科技创新成果的运用来放大，以乘数的方式表现出来，支持我们发展。所以，科技是排第一位的。数字经济，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表现，我们企业家把它称为颠覆性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过去说的，是革命性作用的表现，意思是一样的。西方学者所说的，是创造性毁灭，意思也是完全相通的。它可以一下子改变局面，以第一生产力的方式，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现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间，数字经济以数字平台企业的成功，提供了显著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最简要地可总结这样几条经济价值：首先是数字经济平台最典型的功能，是以信息匹配这方面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优化了社会中的信用体系，使广泛的社会主体、大量企业和社会成员的搜寻成本、交易成本大幅下降，甚至趋于零。在网上往往你自己感觉没有什么成本，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这样使交易费用走向低水平，也就是促使经济繁荣。
第二，它实现供需双方良性的即时互动，就可以加大服务的密度和深度，降低部分行业的准入门槛，意味着就业可以更充分。
第三，它促进知识扩散，扩大有效供给，使得原本无法参与供给的潜在市场主体也能加入供给侧，显著扩大市场边界，对接海量和长尾市场。社会上很多原来长尾市场里找不到有效供给的需求，它得以表现出来以后，通过数字经济的支持力量，可以便捷地对应上有效供给，供需互动，市场扩展，这当然也是促进了经济繁荣和老百姓的致富。
第四，有效支持创新，帮助创新的成果更顺利地实现商业化。我们现在很多的创新成果在线上给予支持的情况下，可以得到更好的应用，对接到商业化的操作。
第五，通过数据支撑而来的规模集聚效应，把流量变现作为一种渠道，可以实现少量用户付费、多数用户免费的平台自身运转，发展分享和共享经济。大家现在回想一下，就是五六年以前，也很难设想可以在微信这个方式上便捷地实现地球两边的可视通话，过去说打个海外长途电话那是什么成本？现在不光可以通话，而且是可视。我们现在在线上，一个美国，一个中国，人们可以同时在线上参加会议，讨论大家关心的、需要抓紧时间去解决的问题，这都可使我们在很小成本的情况之下分享发展的成果，而且可以通过这个信息支撑，发展越来越带有共享经济特征的一些合作，一些共赢性质的经济事务。
同时，我们还要特别地充分肯定它的社会价值。数字经济中以数字化平台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支撑了多领域的普惠发展。这种普惠的经济贸易，在中国前些年大家注意到首先是淘宝的表现，哪怕穷乡僻壤，草根创业创新的活动，都可以对接大市场，可以有这样由大数据、云计算支撑的商业化定位，还有具备普惠特征的网上小贷支持。有人后来批评说网上的小贷是高利贷，我调研中知道，不是这个情况，在有这种数字经济技术支撑而控制风险的情况之下，它应该是属于比基准利率的低利率再高一些的中利贷，但是使原来无望得到融资支持的大量的草根创业创新的主体，得到了融资支持，这样恰恰是有利于把高利贷边缘化、挤出去，这是它不可否认的社会价值的表现。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具体的运行机制还要进一步完善，但是总体的潮流上，要充分肯定由这种普惠金融、普惠经济的发展产生的正的外部性，产生了它的社会价值。这就是全球探索普惠金融路径局面之下，在中国有卓越表现的这样一种普惠金融的发展。在北京一个著名的数字平台公司的总部楼内，我看到有一个大屏幕在滚动表示网上叫做“零人工干预”情况下可以控制风险而不断批出的小贷，一笔一笔滚动播出，我看了一段时间，最小规模的小贷，可以低到三千元，最高的，规模不超过20万元，这是在解决过去多少年间经济学界讨论怎么解决的极分散、一笔一笔风险控制很难处理的小贷问题，由数字经济平台有把握地以大数据、云计算支持，由网上设计的软件自动识别风险、控制风险，来得到的前所未有的解决方案，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我们的数字化平台作为基础设施，它也在支撑普惠科技。比如说阿里云使计算成本降低了70%以上，创新效率上升了30%以上。大家在分散情况之下对接这种技术支撑，就可以在科技创新这方面得到这么好的绩效提升。
另外一个社会价值，是数字平台公司对中国行业、社会、民生的普惠效应，非常值得肯定的，是行业领先者带动行业共同发展。我们知道全国终于成功的大型数字平台公司，就是为数有限的十家左右，或十几家头部企业，直观上带有寡头垄断特征，但它们跟过去的寡头垄断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它们可以带动产业链上前端、后端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一起发展，这个普惠效应，要看到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的表现。美国对于数字平台公司，就没有简单地援引过去拆分那个AT＆T电话电报公司的所谓反垄断方式，因为注意到流量为王的情况下，像亚马逊这种数字平台发展中间，不可能出现非常多的分散主体在这个市场上活动，一定是少数市场占有率很高的、带有寡头垄断直观色彩的这些企业，在那儿积极活动，但流量为王的情况下却可以带出来其他大量中小微企业跟进，一起发展。虽然这里面还要进一步研讨，确实还有新阶段上的反垄断问题等等，但它绝对不会简单援引过去的案例，上来就把亚马逊给拆分了。这都是我们必须借鉴的国际经验，而且同时要肯定，这种情况之下，它有普惠的效应，有正的外部性。行业的领先者带动共同发展，还伴随着平台和技术的双驱动，落到一些具体的社会意义非常突出的比如创新扶贫的工作上面。前面说的淘宝，在中国前些年就说发展出来了几万个淘宝村，又壮大出来数千个淘宝镇，更有规模特征了。我在南方，看过由淘宝村、淘宝一条街发展出来的新的区域，有了这种网上对接供需的淘宝一条街，跟着的所有需匹配的经济要素的相关部门，纷纷加入，就成了集群了。比如说它要有物流，要有包装，要有银行服务配套，要有生活设施服务配套，以后再发展，那个地方热闹起来了以后，新区形成，还要配医院、学校，娱乐设施，什么东西它都带着，以这样一种总体的综合效应繁荣起来。这是非常好的机制，对于我们中国的发展来说，不能光看大城市、中心城市，这样的一种农村区域创新扶贫，在精准扶贫的概念之下，有它特定的值得肯定的社会贡献。
还有就是扩大就业、提高就业质量，跟这又是紧密相关。很多过去不可能形成的就业机会，现在形成了，很多灵活就业者，现在解决着我们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的基本民生支撑问题。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年年都在强调保就业、保民生，这个灵活就业，现在全中国据说已经到了两亿左右的就业岗位，它的社会贡献非常重要，是数字经济支撑下，才能得到广泛发展的种种就业门路。普惠式的社会公平，由此就有可能进一步的发展。
还有政府方面的决策和服务效率和质量，社会的共治和公益水平，可以由此得到提高。前些年我们就知道，政府早就在做所谓“金字号”信息工程的建设，政府自己建立的数字技术支撑的信息网络，以后势必还要跟民间的信息网络对接。听说在浙江台州已经形成了原来政府的信息工程对社会开放，给予一定的资质认定和授权以后，不仅是政府各个部门，政府体外各个企业、社会成员都可以享受信息网络对于自己所要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生活事项的有效的信息支持，这当然就是非常好的使带有公益特点的社会共治机制，得到了信息方面的有效支撑。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高效率地使人民美好生活向往越来越得到顺利实现来说，这个社会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在这方面还要说一下与我们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息息相关的，怎么认识最近一段时间对于数字平台公司的整改，和未来它的发展方向。整改有必要，也符合社会一般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波浪式，有了发展的高潮，但是它也伴随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蚂蚁金服马上要上市，突然被叫停以后，对它有整改，有纠偏，有罚款，几乎数字经济所有的头部企业都被纠偏整改要求所覆盖了。这里面很多的要求，我们得肯定是必要的，要解决里面的一些偏向，比如有关部门研究以后，认为二选一是不当垄断，于是有了法规依据不能再二选一，那你就得整改，还要接受罚款。但是这种纠偏整改，决不是否定数字平台公司他们的贡献，中央的基本用意，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支持这些数据平台公司得到健康的创新发展，这是要加入全球竞争的。中国已经落在人家硅谷引领潮流的后面，它引领潮流以后，我们是追赶，是要努力争取跟上大潮以后，经过我们的努力逐渐接近前沿位置，这可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现代化命运的一个大事，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看不清楚大方向，那是自毁长城。所以，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在纠正“两种谬误”的过程中，高层人士、管理部门越来越多地强调了怎样理性掌握这个整改和纠偏，怎样坚定不移支持数字平台公司的发展。
还有一个大家都要密切关注的事情，就是中央反复强调的新基建。所谓新基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数字经济发展中进一步形成它的硬件支撑，给出了七大重点。这里面的5G，带头的是什么企业？是非国有企业的华为，还有相关的整个产业集群，要支持它的发展。另外有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很多开发主体都是我们的数字平台公司，绝大部分是靠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方式拼杀出来的。所以，中央对新基建如此重视，实际上隐含的就是高度重视数字平台公司的继续发展，以及数字平台公司客观上体现着民营企业在这方面的相对竞争优势，要支持民营企业继续创新发展。新基建必然和老基建形成配套关系。我前面举了很多架桥修路，停车场，海绵城市，综合管廊，还有我没有提到的绿化带，医院学校，娱乐设施，所有这些条件匹配，跟新基建都要合在一起，都少不了。一个新基建的重大的不动产项目建成，是个硬件，它要匹配的所有的道路、桥梁、医院、学校、住宅区、绿化带、上下水，各种集中供热供暖供电，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设施，一样都不能少，又是一个在发展过程中民营企业和其他企业一起要共同面对的相当可观的机遇空间发掘，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有一个基本认识。中央的基本意图，一定是要继续把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和现代化的核心，汉语里这个“核心”的意思可是非常重的，讲政治讲的核心是什么，大家都心领神会，那么经济生活中间现代化的核心是创新，创新这里面，民营经济是绝对要给予高度重视，充分支持的生力军。
如果说到数字经济的发展，这是最典型的前沿创新，数字经济发展中间谁也不能够事先规划周详，而实践证明，真正能够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跟上硅谷的创新浪潮，最后脱颖而出的，成功概率很低，但一旦成功一飞冲天的，几乎清一色是民营企业。什么道理？要经过那个非常痛苦的烧钱阶段才可能创新成功，这个机制和国有企业相比，不是国有企业的相对优势之所在，却恰恰是民营企业承受力比国有企业明显为高、可以去对接的一个争取创新成功的机制。比如我们听说很有影响的微信，它的原创技术来自硅谷，来自美国，最早的时候并不只是腾讯这一家看中了这个原创技术，中国移动就看中它了，中国移动那时不断在推行它的飞信，我的手机上接过多次短信邀请我加入飞信，但我完全弄不明白我怎么加入？加入以后干什么？所以我也没有加入。多少年以后知道，这个原创技术在中国移动那里始终没有发展到成气候，但是腾讯终于冲破瓶颈成功了，它这个微信在最痛苦阶段，也曾经想卖掉，没人接盘，没想到过了一个瓶颈期以后一飞冲天。在直观上，这个微信可能给政府带来一些麻烦，那时候内部讨论里就有人说，是不是政府得去管一管，朋友圈里什么牢骚话、怪话都有。总理说了四个字：包容审慎，是要再看一看的意思，你不要急于动手。这时候“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不是你出手做什么，QY球友会官网恰恰是你自己要耐心地不做什么，这包容审慎四个字带来的是什么？终于微信一飞冲天，它不仅是现在人们用来处理社交、朋友圈沟通信息，它还派生出来一个微信扫码、带有普惠性质的金融服务的功能，它又跟另外一家支付宝唱对台戏，两家对台戏一唱反而更好，都精益求精，优化服务，使中国的扫码支付造成了外国人惊呼怎么就靠这个超越了信用卡普及阶段，给整个社会，包括大量的草根阶层社会成员，提供了便捷的金融服务。当然，前些天听说商家的手机扫码要加上新的限制，现听说又延期了，这个东西还在讨论，到底怎么给它必要的一些约束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但总体上要充分肯定，这个街头巷尾老百姓扫码就可以解决小微企业的金融结算服务交易的问题，老百姓可以手机扫码买煎饼果子，小商小贩都可以由此很便利地来开展自己高效率的商业服务，便利群众生活，于生产、于生活都是正面效应，都是繁荣的支撑因素。它的结果确实是出乎政府意料吧，现在说怎么样整改，怎么纠偏，总理所说的四个字的内涵应仍然有效。包容谨慎，试错创新，看准了以后做的纠偏，是为了使数字平台公司更健康的发展。
有些我们现在老百姓也在议论的，对于一些民营企业，都感受到了日子不好过，比较刻薄，这种情况是在发生的。但是要看到大势，总的发展要求中，反复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不是空话。咱们现在就说在高端的高科技领域里，我们现在碰到了“卡脖子”问题，高端的芯片美国人要卡死我们。卡脖子什么意思？那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怎么突破呢？只有华山一条路，靠新型制。“制”是仿照两弹一星的办法来组织大群体的许多团队一起合作攻关，“新型”是什么？不光是内部神神秘秘、高度保密的过去搞的那种方式，是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包括民营企业的力量，最终形成一种对接国际市场的验证，就是说这个中国芯片攻关成功，三年五年也好，七年八年也好，它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是可以大批量、源源不断、高稳定性、高质量、高性价比，让国际市场可接受地提供有效产品供给，占领在国际市场中超出一个临界点的市场份额，才能证明咱们这个芯片攻关突破卡脖子成功了。新型制这样的一个发展，能少得了民营企业吗？少了民营企业可以想象吗？完全不可想象。你如果把华为排除在卡脖子技术攻关的范围之外，不信任民营企业，在中国现在完全无法想象，反而要说，民营企业在这里面可能就是生力军，甚至某些领域有主力军的作用。我们可以看，无心插柳柳成荫，在以后的科技创新过程中，中国民营企业绝对在这方面有它自己继续做贡献的广阔前景。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简单说几个基本观点。各位企业家可能也非常关注民营企业到底怎么样发展，这些年虽然中央反复强调两个毫不动摇，但是确实有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这个“进退之争”，我觉得这个概念一定要得到澄清。这个进退之争很大程度上表现的是一种传统的落伍的思维，是一个认识误区。从定位来说，已经讲了，民营企业是自己人，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就是这个自己人的待遇怎么落实？不能在具体场景里动不动就让它入另册。一些事情，比如在融资方面我也知道，银行金融系统的工作人员说，其实对于国企支持和对民营企业支持，在我们金融系统工作上的感受来说，它们的风险度是不一样的：都是责任终身追索，签字都要高度谨慎，但万一国有企业的签字出了事儿以后，追责还是就事论事的，哪个地方误判了。给民营企业可不得了，如果要追责的时候，首先怀疑的目光投射过来，跟着要追问的就是你跟那个老板搞了什么暗中的名堂没有，这个风险一下触动刑律，升级了。银行业有的金融家私下跟我讲，我们实际上的态度，不得已就是这样的，如果说原来给国有企业有贷款感觉出了问题，要赶快给它吃药打针打点滴，把它救活，这样我们就都过去了。民营企业不行，一旦发现什么不对头，我们直接要给它送太平间，根本不考虑怎么抢救。前一段时间韩文秀副主任所说的双重谬误里，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房地产企业里出了一些资金链紧张问题以后，大家一起都是卡脖子了，不说怎么帮它过关，一起来发力断供，那么就是合成谬误。说起来是从严从紧防范风险，实际效果在宏观上就是负面的。所以，这个事情要真正处理好，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和一系列工作制度机制的转变，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那时候讲话里讲了“自己人”以后，同时就提出了各个方面的要求，比如要求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必须在指标上要有量化考核。央行领导过去也跟着有这样的表态，但能不能真正坚持下来？面对的民营企业这些大量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怎么样合理控制，还得需要有心人进一步发展一些相关的技术手段。总体的社会舆论，必须给民营企业继续吃好定心丸。
这个定心丸说到底，我有这么一个观点跟各位企业家汇报一下，就是有人曾经援引《宣言》里的一句话，说人的主张归结到一点就是消灭私有制，然后就认为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对民营企业只是限制、利用、改造的问题，民营企业它未来的前途是要它离场，它发挥完作用以后还是要归于消灭的。有的经济学家解读说，成了“利用你是我们现在不得已的选择，最后消灭你是我们崇高的理想”，这些话都说出来了。但这里面的认识误区在哪儿？我们负责任地讲，作为经济学理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们仔细查对了《宣言》的德文原版，就像原来董辅礽老师、胡德平同志所强调过的，德文原版上的这句话，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扬弃私有制”，而不是“消灭私有制”。这两个概念大有区别，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德国古典哲学，古典哲学里的“扬弃”是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它是加上了辩证法因素，这个扬弃不是消灭，体现为主体仍然存在，但是它升华了，类似于中国过去所说的“去糟粕，取精华，破茧成蝶，涅槃重生”。具体的这个“扬弃”在《宣言》里，对应到《资本论》这部经典的经济学巨著里，对应的就是马克思指出股份制带来的资本社会化，产生了资本私有制的扬弃，对上了吧？“扬弃”就是主体仍然存在，但是它的实际境界升华了。路径就是通过股份制，即我们现在所称的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现代企业制度代表性的形式，打开一条路：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使进退之争变得无意义，未来所有的企业，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共赢的途径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里真正的混起来。资本社会化通过混合所有制，落实《宣言》的“扬弃”这个观念对接到《资本论》里的“扬弃”。积极的“扬弃”，马克思的原话就是未来我们的理想社会是在联合劳动和社会生产资料社会化占有的基础之上“重建个人所有制”----那么我们现在的股份制，一股一股看起来，都是对具体的市场主体和具体的个人的，我们体制内的官员也可以炒股，这早已经开了禁了，都是可与个人对应着的。这些个股权，看起来是私有制，但在资本社会化的基础上重建的，是对应于社会化大生产、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中解放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个人所有制。这就是真正解放思想之下我们实事求是要领会的马克思的思想指引。很遗憾，过去我们的学术界战战兢兢就是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近年我们已经写了长篇论文公开发表了，就是要论证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未来不是进退之争的问题，而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个大方向（在PPP里天然就是一个一个的特殊项目公司的混合所有制），以后有越来越多的混改，打开共同发展，共赢发展之路，一起去对接未来“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想社会。这是我们在给民营企业吃定心丸方面，我认为应该说到位的民营企业的前景。绝对不是像有人所说的，到了一定的时候，用完了以后离场，而是要可持续地不断发展，整个社会要在马克思指引的道路上，我们争取经过长期的努力，以重建个人所有制这个方式使社会化大生产靠资本的社会化来支撑生产力的不断解放，使我们由每个老百姓组成的人民群众大概念之下，一个个具体的个人能得到美好生活的不断实现，这也就是落到《宣言》里那个“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理想社会的目标之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是属于《宣言》里最核心内容的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这样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要始于足下。
今天我向各位汇报的，就是在领会两会精神这个方面，自己所愿意强调的一些基本看点；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看法的同时，我愿意强调各位企业家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还要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看到它未来风风雨雨之中实际上必然走向的广阔前景。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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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