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Y球友会官网人们一贯以为，来自权威媒体机构的消息都正确可信，所以才有“听官宣，不传谣”这种被广泛接受的口号。但有时候，解释的技巧可以让人知道事实却无法辨认邪恶，甚至限定人们思考的界限。经过媒体的解释，为恶者可以变成正义的化身；远方的灾难被放大，眼前的灾难直到突然爆发前都无人知晓；需要追问的可以变成应该感恩的；弱势者总是被揣测有不良的动机，而权力者则可以不必做出解释并免于被讨论。

　　今天的推送来自《必要的幻觉》，乔姆斯基在其中遍举美国媒体的例子分析了媒体所发挥的“解释的功效”：媒体创设了许多“新语”，来对当前国家所行之事进行合适的阐释，他们所报道的无一不是事实，你却不知道他们省去了哪些事实，甚至事实加上事实，最后得到的不是真相，而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弥尔顿写道，“除了上帝本身”，虚伪，是“唯一的四处行走却无影无形的邪恶”。然而，确保“既没有人也没有天使能够辨认出”邪恶，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帕斯卡在若干年前叙述“诡辩家如何调和他们的观点与教皇的决定、宗教会议及圣经之间的矛盾”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诡辩家谈话者这样解释：“我们调解这些冲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阐释某些词语。”这样一来，如果福音说，“把你多余的施舍出去”，而我们的任务是“免除那些最富有的人施舍的义务”，那么“轻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给‘多余的’这个词一个新的解释，让任何人都永远或几乎不会受这个词困扰”。博学多才的学者们证明，“这个世界上人们积蓄起来用于改善他们自己或亲属的生活状况的东西，都不能被定义为多余的；相应的，世上也几乎找不到这样一种多余的东西，即便是在国王那儿也不例外”——现在，我们称之为税收改革。因此，我们可以虔诚地遵从福音的训诫“富人应该施舍他们多余的东西……（尽管）事实上这永远不会成为义务”。他总结说：“这就是解释的功效。”

　　在我们当下，这种手段，多亏了奥威尔的设想，被称为“新语”；诡辩家依旧是学识渊博的，尽管在实践中不像帕斯卡的僧侣那样乐于伸手相助。

　　在第三和第四章中，我提到自由知识分子建议，随着“知识的增长”，我们应该采用“微妙”、“优雅”的社会控制手段，避免“粗暴、露骨和直接的方法”；同时，我讨论了民主社会中发展出的一些思想控制的形态。最有效的策略是限定思考的界限，这个策略可以通过容忍，甚至鼓励争论来实现，尽管这些争论只能在合适的范围内进行。但是民主制度也求助于更粗暴的手段，“阐释某些词语”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种。如此一来，在第三世界的侵略和国家就变成了“捍卫民主和人权”；当政府安全地掌握在“安详地居于他们的住所”的富人手中时，“民主”就成功实现了，就如温斯顿·丘吉尔对世界秩序的规定中描述的那样。在国内，必须保证特权阶层的统治，迫使大众成为消极的旁观者，同时在附庸国，要动用严厉手段消除一切对现有统治者的挑战。在合适的阐释下，千真万确地，“渴望看到美国式的民主在全世界复制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永恒主题”，就如《时报》记者丹尼尔·刘易斯宣称的那样。

　　于是，当我们因渴望使南越实现民主和独立而摧毁了这个国家以根除民族解放阵线（NLF），然后在幕后操纵的“选举”进行之前剿灭由政治组织起来的佛教徒时，“反对”已不复存在。诡辩术甚至使得我们能够保持这一思路，即使意识到若不是迫于美国的威胁不得不“使用反击力量以求生存”，这些本土的敌人其实坚持认为他们与美国及其附庸国的冲突“应该在政治层面解决，动用大规模军事武力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我们反对政治解决而倾向于武力是很自然的选择，因为我们也意识到民族解放阵线是唯一“真正在南越有大众基础的政党”，“可能除了佛教徒”，没有任何组织会“认为它们自己有同样的规模或权力来冒险与之联盟，它们会担心这样做的后果就像大鲸鱼一口吞下小鱼”。出于同样的推论，颠覆老挝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自由选举是唯一正确的做法，因为不利于我们的人获胜了。同样正确的做法还有：在危地马拉、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菲律宾、智利和尼加拉瓜组织和支持颠覆被选举的政府的行动；20世纪80年代在中美洲支持或直接组织大规模恐怖活动来防止民主、社会改革和独立带来的威胁；采取强硬手段来保证战后的世界被重新掌控在合适的手中；还有很多其他例子——都是出于我们“对民主的渴望”。

　　从同样的观点出发，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1965年12月《》的编辑要盛赞华盛顿在最近的印度尼西亚“最近的骚乱中明智地站在了幕后”。在这些“最近的骚乱”中，印度尼西亚军队“拆除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定时炸弹：权力强大的印度尼西亚（P.K.I.）。其手段是通过某些方式“基本全部”消灭“印度尼西亚的最高和第二级领导”——偶尔地，屠杀几十万人民，大部分是没有土地的农民；而华盛顿“明智地”在沉默中观望——《时报》的编辑们选择相信事实如此。他们没有提到与此相伴的自由的喜人成功，尽管他们确实警告说促成印度尼西亚能够组织起1400万人的社会条件依然存在。他们劝告华盛顿在为屠杀的实施者提供援助时要谨慎，因为这样恐怕会让民族主义领导人苏加诺（Sukarno）和残余分子从中受益，尽管美国的朋友和同盟在实施仅次于犹太人大屠杀的最大屠杀中已获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功。

　　同样自然的，《》还要盛赞伊朗国王的政府。因其“在反对颠覆分子的战役中的伟大成功”，和“长期以来在挫败颠覆但没有打击民主方面的成功纪录”，中情局已帮他们恢复了权力。这些颠覆分子——谢天谢地，在没有打击民主的情况下已被完全——包括“支持苏联的伊朗人民党”，以前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但“现在看来已完全分崩离析”，以及几乎像人一样具有破坏性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几乎没有人在读到题为“阿基诺（Aquino）下令取缔”的令人鼓舞的报道时会觉得不和谐，文章报道了菲律宾的“高度民主的回归”，新闻导言解释说，总统颁发政令囚禁员；而该政党在马科斯（Marcos）的独裁时期已被合法认可。不久前，马科斯自己还是一个民主的典范， 一个“宣誓效忠民主”的人，就如罗纳德·里根解释的那样；他的副总统，乔治·布什在马尼拉宣称，“我们热爱你对民主制度和民主发展的坚持”，以及你“对自由的献身”。然而，这些都是在马科斯丢掉控制权以及失去作为一名热爱自由的民主主义者的资格之前。

　　按照同样的原则，我们可以怀旧地回忆南越在吴庭艳和阮文绍（Thieu-Ky）的统治下的“民主”（见第三章）。没有什么比骄傲地关注“民主在意识形态上的发展”更天经地义的，因为过去十几年的经验显示这带来了繁荣和发展——詹姆斯·马卡姆（James Markham）在《时报一周回顾》（Times Week in Review）的头条文章中这样写道：“就像一种经济体制，民主显而易见发挥了作用。”经济的发展确确实实在“新兴工业体”中发生了，例如有目共睹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我们也因此要明白“民主”是一种拒绝民主形式的制度，用来服务于缩减消费和超级剥削，同时伴随着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与国内大公司和跨国集团保持一致——这是一种更接近于传统的法西斯而不是民主的模式。然而，当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解释“民主”这个名词时，一切就都说得通了，即民主意味着由密切关注大集团和美国政府需求的国内机构来控制经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这些是媒体和政治制度的永恒主题，反映了更广泛的标准模式。只要我们理解关于“民主”这个名词的准确解释，就不会有任何矛盾存在。

　　所有这些都相当符合这个思想：其他国家应该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除非“发展……有些失控”，而且“对美国的利益有负面影响”［见（原书）59页］。1955年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讨论美国在危地马拉成功推翻民主资本主义政权后面临的左右为难的窘境时，使用的也是类似的逻辑。研究不无悲叹地评论说，“许多危地马拉人民对于1944年革命的民主——国家理念怀抱热情”，尤其是对“被中情局策划的政变推翻的政权所实施的生活和经济方案”，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危地马拉人民“理解民主的进程和责任”，因此“他们很难实现一个负责任的民主政府”。当我们给予“民主”合适的解释时，显而易见的矛盾就烟消云散了。这就是媒体和专门的阶层的整体任务，保证虚伪是“除了上帝之外，唯一可以无影无形四处行走的”。

　　就如我们在这些和许多其他例子中看到的，对于民主和人权的热切关注可能与对大规模屠杀的容忍相伴而行，甚至会直接参与其中。《》（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赞许地——并且准确地——评论说，在苏哈托（Suharto）将军通过大屠杀消灭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威胁的惊人成就后，“西方的许多人开始积极培养雅加达新的稳健领导人：苏哈托”；这里“稳健”一词的使用伴随着合适的诡辩式解释。苏哈托接下来的成就包括在美国的热情资助及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其他道德守卫者的有效支持下在国内极端践踏人权，在侵略东帝汶的过程中实施大屠杀，堪比同时代的波尔布特。媒体极其配合地对此一言不发。例如，随着暴行在美国的参与下日益增长，《》对此的报道逐渐减少，到1978年暴行达到顶峰时报道完全消失；其著名的东南亚记者亨利·卡姆（Henry Kamm）的寥寥几篇评论向我们保证，在印度尼西亚将军的领导下，军队正保护人民从游击队的控制下撤离。报道处心积虑地排除了难民、教会人员和其他可能与公认默许这一行为——自犹太人大屠杀以来针对人民的最大规模的屠杀——相冲突的证词。在回顾这些事件时，伦敦的《经济学人》在一篇歌颂苏哈托将军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的文章中，将苏哈托描述为“心地宽厚”，这可能指的是他对国家集团的仁慈。

　　依据同样的原则，天经地义地，波尔布特的恐怖政权就应激起强烈义愤，而1973年美国对柬埔寨乡村平民聚居区的轰炸达到高峰时，金边的记者就应对他们眼皮底下几十万难民这一证据视而不见。这种选择性的看法保证了几乎无人知晓美国这些暴行的规模和特点，尽管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些行径足以与红色高棉所犯的暴行相媲美。当时——1977年，有关红色高棉的愤慨的呼声正横扫西方世界。而还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美国的这些暴行极大程度地导致了红色高棉的兴起，甚至促成了它的。

　　这些“历史工程”的成就使得《》的编辑能够评论说，“当1975年美国的视线离开印度支那时，柬埔寨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先是“红色高棉臭名昭著的暴虐，然后是越南的惨淡统治”（顺便驱逐了红色高棉）。他们接着说，“在长期的漠视之后，华盛顿（现在）终于可以扮演一个诚实经纪人的重要角色”，并且“治愈柬埔寨长期被忽视的创伤”。“在美国看来”，柬埔寨的苦难始于1975年，而不是在此之前；而且编辑并未提醒我们，在“漠视”阶段，华盛顿为红色高棉提供了间接的资助，同时支持政党联盟，华盛顿因其与波尔布特政权的“联合”，是联盟中的主要力量。

　　吐斯廉屠杀博物馆的红色高棉受害者头骨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处理美国与红色高棉的关系需要更谨慎的伎俩。无论在当时还是如今，红色高棉一直是让人联想到人威胁的极端邪恶，也许是因为他们起源于让—保罗·萨特的巴黎左翼圈子。显然，更加邪恶的是越南人，他们通过入侵柬埔寨、赶走红色高棉和终止大屠杀来回应暴虐凶残的边境事件。所有这些都要求评论者谨慎前行。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以局势“微妙”为由，拒绝了国会呼吁削减对波尔布特的支助的请求。新闻界进一步解释说，尽管美国当然是“最担心红色高棉死灰复燃的国家之一”，然而，“美国和它的盟友们一致决定，如果没有迹象表明越南会（按照美国提出的条款）做出政治和解的妥协，红色高棉势力就应该作为向越南施压的军事力量被保留着，尽管他们的历史有污点”——并且尽管民众可能会认为“红色高棉复活了”。

　　本文作者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及社会活动家，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教授。被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方面最富影响力的左翼批评家。

　　作者: 【美】诺姆·乔姆斯基 译者: 王燕 出版: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在《必要的幻觉》中，乔姆斯基以美国大型媒体为例，系统梳理了资本主义政治系统中大众媒介的表现及其运行逻辑，指出其 如何借由微妙的报道和阐释技巧，制造出民主与中立性的幻象。这些隐秘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软性遏制了公众对权力的干涉，进而在民主形式表面未受破坏的遮羞布下，剥夺了民主政治机构的实际权责。书中，乔姆斯基提出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宣传模型，并引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诸多国际大事件——越战、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美洲政党斗争——的相关报道，对施用双标、创制“新语”、操纵言论议程的种种手段逐一举证说明。有必要指出的是，新闻研究机构和知识分子群体在其中同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乔姆斯基期望通过他的媒介批评分析，增强公民在文化上的自我防卫，也呼吁媒体为公民提供更具实质意义的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途径，为更深入的民主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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