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newspaper于19世纪传入中国，中西媒介的互为阐释让中国社会对该事物建构起不同于西方的认知。以命名方式转译为视角，能揭示促成认知差异的中西互释过程。Newspaper先后被译为“京报”“新闻纸”“新报”等，最后与“报”稳定对译。每项译名均调动中国沟通文化相关范畴，折射出媒介分类思维的转变。分类思维集中体现为如何在中国安置newspaper与京报两种新旧媒介的关系，如“新闻纸”区隔出二者，“报”将后者形塑为前者的本土源头。译名变迁的内在理路表明，中国社会对报刊媒介的认知建构是持续的阐释创新过程，它受到中国原有沟通文化的制约并在推动该文化转型的同时阐明自身。此类认知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近代报业的实践特色，更彰显出文化交流的“嵌构式生成”逻辑。
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近代以降，中外交流是转变中国社会的持续助力。作为互动产物，近代报刊为解析文化交流逻辑提供了独特的媒介研究视角。西方命名为newspaper的媒介，现当代中文译名是“报（纸）”。但围绕相关英文词语展开分析，均不能发现其中蕴藏“报”的意涵。此对译为什么成立？这不仅是翻译史上的困惑，更是媒介史上的难解之问，引发中国报纸起源等多项争论。新闻史学家宁树藩1990年考察《海国图志》所载“澳门月报”时，对其中为何出现晚近的“月报”一词表示费解，称之为“150年之谜”。此后学者多次探索该问题，既有成果虽勾勒出译名变化的外在表现，却长期未解决最核心难题，即newspaper究竟在何种认知逻辑上会被转译为中国的“报”？
翻译是两种文化的互动，转译行为能够带来对事物本身的跨文化认知创新。西方传入的newspaper媒介属于外来新事物，如何在中国阐释和理解它，体现在与之相关的整套概念转译活动中。其中，命名方式的转译是最重要环节，因为人类对事物的认识通常从命名起步。不过，词语与事物具有“不对称性”，人类不可能借助概念来穷尽对任何事物的描述。一种文化中被称为newspaper的事物，在另一种文化中则被称为“报”，反映出被命名事物借助不同语言符号被导入不同文化网络，进而被赋予不同的认知秩序。基于此，本文试图融通中外，将上述翻译困惑置于媒介所处沟通文化予以整体性再考察。分析重点是：西方命名为newspaper的媒介为何被译成不同的中文名称？译名变迁为中国读者理解外来媒介建构起哪些不同于西方的认知？更关键之处在于，上述翻译难题是中西交流的产物，它能引领我们触摸19世纪中外文化相遇的深层纹理，为探索文化互鉴等议题提供新思路。
19世纪中西文明的碰撞带来以印刷为基础，以定期、公开发行为特征的整套西方大众媒介，它们的英文命名包括newspaper、magazine、periodical以及gazette等。为聚焦论述，本文没有全盘考察这些英文概念及其实际指涉，仅在分析newspaper时有所论及。1822年，西方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纂的首部英华字典将newspaper译为“京抄”“邸报”和“辕门报”。这三个中文概念指涉了中国本土早已存在的两种物质媒介，分别是京报和辕门报。为什么马礼逊能将这两种中国古代媒介的命名直接挪用成19世纪早期newspaper最初的译名？中西媒介的互为阐释是解惑关键，这体现为两个相辅相成、互为交织的文化参照过程。一是“以西释中”，用西方媒介及其文化概念阐释中国媒介；二是“以中释西”，用中国媒介及其文化概念阐释西方媒介。
京报的各项命名（“邸报”“京抄”等）之所以转变为newspaper的译名，首先牵涉到一段从18世纪延续到19世纪、“以西释中”的文化交流史。清代沿袭明制，恢复邸报直至王朝覆灭。早在18世纪，该媒介已被来华西人引入西方社会，西人对其颇为熟悉。例如，法国耶稣会士龚当信（Cyrile Contancin）曾在书信中数次介绍该媒介，影响到西方对它的文化想象，学术界对此多有论及；而1793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华使团的多位亲历者都曾留下对它的评述。它被称为Peking/ Pekin Gazette，系西人视野下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信息沟通方式。
一种媒介被引入另一种文化，很快会面临新文化语境对其命名转译的制约，它要积极嵌入对方的话语体系才能被人们关注，反映出文化本身的力量。要注意的是，京报最早走进西方，并非以newspaper之名，而是以gazette（当代译为“公报”）之名。将京报置于西方加以理解的“以西释中”取向，让西人率先将其视为西方gazette媒介的中国版本。京报与gazette的参照关系至18世纪中期趋于稳定，当时的英文报纸已多次出现“京报摘录”这类文本。将此过程倒转，当gazette被引入中国并被翻译时，它同样要契合中国的话语规则。受此前文化交流的影响，京报的各项命名无疑成为最佳转译对象。这也是为什么马礼逊的首部英华字典中，gazette被译成“京报”“邸报”“京抄”和“京字”的直接原因。
然而，任何概念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交流中的文化双方之所以能够彼此制约，是因为它们具备主体性特征，各自构成一套难以轻松撼动的意义网络，转译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将事物引入这个网络。西方gazette嵌入在由press、literature、newspaper、magazine、freedom等一整套西方沟通概念搭建的话语体系中，一旦京报被阐释为gazette的中国版本并被西人加以讨论，它势必要与一整套西方沟通概念发生关系，这是“以西释中”的自然结果。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人在用西方媒介及其文化概念阐释京报时，press、freedom、literature等概念都被用来描述京报。1795年的英国报纸曾登载京报内容，视之为“中国文学（literature）与编辑实践中一份奇特样本”，1797年另一英国报纸则将之置于press的范畴下，指明它“得到了政府授权”。最重要的是，京报与newspaper的参照关系也开始涌现。1801年，西人已经把京报视为newspaper媒介的中国版本。他们将“世界各地的各种出版物”统摄在newspaper的名义下进行全球化扫描，京报正是在全球参照视野中与newspaper形成对接关系。
概言之，19世纪的马礼逊之所以将京报的各项命名挪用为newspaper的译名，是因为经由18世纪gazette的文化接引，京报与newspaper之间已经形成参照关系。在“以西释中”取向下，前者被视为后者的中国版本并相对稳定，给中英对译提供了直接依据。那辕门报呢？同样作为古代媒介，辕门报的相关命名为何也会转变成newspaper的译名？此外，既然newspaper与中国古代媒介的关系经由gazette的接引才得以发生，“辕门报”为什么没能在马礼逊字典中成为gazette的一项译名？这牵涉到另一段发生在19世纪早期的文化交流史，且主要与“以中释西”的阐释取向有关。马礼逊等人来华后，努力面向中国人展开文化传播，他们不再只是将中国媒介引入西方社会，更期望将西方媒介引入中国社会。
受文化交流的话语规则制约，在“以中释西”活动中，西方newspaper、gazette等概念需要被纳入中国媒介及其文化概念中加以阐释。19世纪初，马礼逊等人较多关注到辕门报，这与他们迫切想要了解中国并展开大规模信息搜集工作是分不开的。作为清代省域范围内的重要媒介，辕门报是了解地方政府的关键渠道。马礼逊多次论及辕门报，并翻译其内容登载于外国媒体。因此，他保留了京报与newspaper的参照关系，也确立了同样具有新闻性特征的辕门报与newspaper的参照关系。马礼逊不仅把京报、辕门报并称为“中国的newspapers”，更在英华字典的“以中释西”翻译活动中直接挪用辕门报的媒介命名作为newspaper的又一中文译名。
而马礼逊字典中，gazette的中文译名未曾出现“辕门报”，同样与“以中释西”有关。不仅单一事物受限于本土文化的制约，不同事物相互关系的跨文化交流亦是如此。这也是文化转译困难重重的根源，它除了要处理不同语言的概念对接，还要处理不同语言之间概念关系的对接。19世纪前中期，西方gazette不仅可以指代各类报刊，更可以特指宫廷或官方报纸，这是newspaper不具备的差异化用法。面向中国阐释gazette，既要寻找本土的文化参照物，又要寻找它与newspaper进行区分的本土标准。中国古代媒介的信息来源差异，为西人提供了依据。
作为最早与西方大众媒介形成参照关系的两种本土媒介，京报与辕门报的最大不同是信息来源，前者是中央政府，后者则是地方政府。19世纪早期，借助这一中国化的区分标准，西人用中国媒介及其文化概念区分翻译了newspaper和gazette，前者信息来源可以多元（因而能够同时挪用京报和辕门报的命名作为译名），后者则是要指向皇帝的、朝廷的信息来源（仅限于京报）。这符合18世纪以来西人对京报的文化想象，他们认为京报代表着“皇帝向他的所有官员们说出的真实想法”，更接近gazette在西方原有的宫廷性等特指意涵。对此，另有两点佐证。其一，gazette在19世纪英华字典中出现过英文词组imperial gazette（直译为“帝国公报”或“皇家公报”）的中文翻译，其译名为“纶音”“黄麻”和“白麻”，它们都指向皇帝诏令，代表中央朝廷的信息意图，如“白麻是皇帝密命”。因而，京报的多个命名能依托信息来源差异和gazette形成特定对译，实现与newspaper的区分。其二，19世纪30年代，辕门报已被西人解释成provincial Court Circulars（直译为“省级官署通告”），该阐释强调其信息来源的省域特色，故无法与gazette对译。
“京报”等概念仅在双语字典中与newspaper一词对译，并未作为西方newspaper媒介的中文名称在报业实践中被真正使用，因而没有对近代新式报刊的媒介认知产生实质影响。不过，理清它们的生成逻辑却能揭示中西交流的融通机制，为后续讨论提供不可或缺的整体视野。一方面，西方newspaper与中国京报等媒介在面向各自社会的跨文化互动中互为构成。京报进入西方要被newspaper、gazette等概念加以翻译和阐释（以西释中），newspaper进入中国则要被“京报”“辕门报”等概念加以翻译和阐释（以中释西）。另一方面，不同阐释取向凸显出不同文化在认知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以中释西”凸显出中国沟通文化的主导。前文提到，newspaper和gazette在西方本有差异，且属于泛指和特指之差异。但当它们被区分翻译为“京报”或“辕门报”后，这种差异变成信息来源之不同，媒介认知悄然转变。反之，“以西释中”凸显出西方沟通文化的主导。乾隆年间的来华传教士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即指出，最初将京报传入西方时赋予了它gazette译名，导致西人对京报认知出现偏差，认为它和18世纪西方公报媒介类似，夹杂着“轻率的猜测、错误的推理和荒谬的流言”，但事实并非如此。
上述机制揭示出文化互鉴的首个基础特征，即自主性。违背自主逻辑的交流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很可能会带来极大误解或不解。不同社会的语言符号是文化自主性发挥作用的核心方式，事物的跨文化交流应当积极嵌入对方的语言体系。传教士等来华西人很早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曾仔细讨论汉语的语言特性，指明在中国传播西方思想观念需要“披上本土的外衣以正确展示出来”。19世纪中西互动充分展开以来，西人不断向中国引入西方技术和知识，使“以中释西”占据更为关键的位置。要明确的是，西人以中国媒介及其文化概念阐释西方媒介的活动仍属于“以中释西”范畴。这不是说传教士认同中国文化，而是强调面向中国的跨文化交流要求他们凸显此种认同，“个人在某个特定场合下使用语言的记录……只不过是他或她在那种场合下变得突出的认同而已”。
“京报”等译名不乏跨文化参照价值，却难以应对中西媒介的沟通差异。与18世纪不同，19世纪来华西人发起了一系列媒介实践，日益增多的译报、办报等活动，促使来华西人不断向中国读者阐释中西媒介的不同点而非相同点。“新闻篇”“新闻纸”等19世纪早期出现的新译名，正是为了应对实践中的表达难题。新译名转换了西方媒介在中国的物质参照对象，凸显出文化交流的复杂进程。
1815年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最早触碰上述难题。该刊英文名为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属于内容驳杂的magazine（当代译为“杂志”）媒介。这份刊物中，magazine的参照对象是中国书籍，被视为一种“书”。该刊设新闻专栏，它被西人称为“新闻篇”，承载着newspaper的沟通功能。“篇”对译leaf，大意是“书之一页”。经magazine媒介与书籍的参照，《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附设的newspaper板块被译为“新闻篇”，构成“书”的组成部分，成为“书”的下属概念。“新闻篇”是西方magazine与中国书籍互为参照之后的间接转化。它在“新闻纸”译名出现后被取代，且主要属于magazine媒介的认知问题，不再赘述。
1828年，马礼逊在《广东省土话字汇》中将newspaper翻译为“新闻纸”“京报”“京抄”和“辕门报”，排首位的是19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新闻纸”译名。学术界认定“新闻纸”是仿译词，即news和paper分别对译“新闻”和“纸”后合并而成。该论断难以成立，因为19世纪的news长期对译“信息”等概念，为何不将newspaper仿译成“信息纸”？1833年，The Chinese Repository（通称《中国丛报》）提供了新线索：
中国人有与之相似的东西，但只是它不完美的样式。它是一张纸条，当印刷者认为有什么特殊事件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时，就会被印刷出版。它被公开售卖以获取铜币，称为一文钱……这些小东西被叫做Sin-wan che，即newly heard paper，这正是我们的术语newspaper。但这种纸条与欧洲newspaper大不相同，因此配不上这个名字。
引文呈现出两个关键事实：（1）1833年的中国有与西方newspaper类似的媒介，它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公开售卖，且其名称的发音是Sin-wan che。照注解newly heard paper来看，该名称的汉字书写就是“新闻纸”。这说明在“新闻纸”译名出现之前，中国本土就有一种被命名为“新闻纸”的物质媒介。（2）“新闻纸”译名源于该事物，西人认为它“正是我们的术语newspaper”。那么，该事物究竟是什么？
符合Sin-wan che特征的是民间单页新闻印刷品，当代常把它纳入“小报”范畴。19世纪西人多次提及该媒介，与前述记载吻合。国人记载也与西人观察大致相同，乾隆三十三年（1768）浙江巡抚的奏折里已出现“抄有新闻纸单”之说。同时期，“新闻纸”也被写作“新文纸”。画家庭呱19世纪30年代所绘的“三百六十行”外销画中，两幅提及“新文纸”，买卖“新文纸”已是市井行当。“新文纸”和“新闻纸”音同字异并指涉同一事物，有两种可能：一，“新闻”和“新文”含义相同，可混用；二，Sin-wan che是该媒介在广东方言中的发音，当其落之书面时并无明确汉字。上述史实表明，跨文化交流中的参照对象长期处于变动之中。参照行为并非一蹴而就，它是复杂、动态且多元的过程。人们常在不同对象间穿梭，寻求更契合的互释双方。战争前，在华西人极力探查中国情报，注意到中国民间偶尔出现的新闻纸，指明它在“重大事件发生后沿街兜售”。至此，在京报、辕门报之外，西人接触到又一本土物质媒介。在中国媒介的多方参照下，西人挪用民间印刷品之名称作为newspaper新译名，它更能凸显西方大众媒介的某些文化特性。“新闻/文纸”译名的崛起，表明西人对如何在中国沟通文化中安置newspaper媒介有了新的分类标准，这些标准形塑了中国社会对新式报刊外在形态的本土理解。
一旦加入新参照对象，此前文化交流中界定事物的种种依据便需要被调整，甚至被抛弃。对“以西释中”而言，将西方社会的媒介认知标准作为准绳，中国本土的何种古代媒介能够被视为西方newspaper媒介的等价物，需要重新考量。在华西人意识到，中国社会不存在完全等同西方大众媒介的事物。西人强调中国人对newspaper等西方媒介全然陌生，它们与京报、辕门报等中国媒介截然不同。The Canton Register（通称《广州纪录报》）指明，“中国人没有任何可被称为newspaper的东西”，“京报不是newspaper，尽管其中收集了一些新闻，辕门报也不是”。其他媒体同样表示，西方定期刊物“对我们周围的中国人来说是全新的”。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西人只找到比京报、辕门报更接近newspaper媒介形态的新闻纸，该媒介被他们看作newspaper的“不完美的样式”。
新参照对象的加入，同样影响到“以中释西”活动。参照京报、辕门报、新闻纸三种中国媒介来阐释西方newspaper，带来与此前仅参照京报和辕门报时不同的认知。其结果是，西人借助“新闻纸”译名，在中国社会建构起外来媒介的三个文化特征：出版方式的周期性、信息来源的民间性以及表达内容的宽泛性。西人指出，“除京报和辕门报之外，这片土地上没有任何定期出版物，但它们也只是政府文书”。他们认可京报、辕门报的定期出版特征，新式媒介的周期性特征也正是借助京报的周期性特征被阐述出来。但此时参与办报活动的西人更关注差异，即信息来源和信息内容。他们强调京报、辕门报的信息来源是政府并受官方控制，信息内容主要是官文书，而newspaper全然不是如此。为此，他们以京报、辕门报为参照，给newspaper下了一个中国式定义，替双方划定了边界：
它是一种向一个城市、一个省份或者一个国家的人告知各类事件信息的出版物。这些事件可能是寻常的也可能是不寻常的，可能是有用的也可能是令人好奇的。被报道的事件日复一日地发生在人们生活中，不管与政府有关还是无关。
该定义不会出现在同时期的西方，因为西方讨论newspaper媒介时不需要突出其信息内容“可能是寻常的也可能是不寻常的”，也不需要突出其信息来源“不管与政府有关还是无关”，它能且只能出现在中西互动的语境下。反观中国，大体符合该定义并能将中西媒介主要差异承载下来的，只能是民间单页新闻出版物。西人认定，它是中国本土“在平民大众之间传播的唯一出版物，类似于newspapers”。该出版物（至少在广东）的既有命名便是“新闻纸”，二者对译逻辑就在这里。QY球友会官网
把西方媒介移植到中国加以阐释，汉语表达构成跨文化互动的最终落脚。中西互释下的媒介认知都将被中国沟通文化中的相关概念以调整、重构或转型等方式加以承载。它将同一事物转移到全新的概念网络，带来新的认知。西方界定newspaper的媒介形态，是在它与magazine、periodical等区分关系中进行的，强调新闻性（news）是其独特表现。在华西人对此并不陌生，但他们无法脱离中国原有媒介体系直接向中国读者阐明这些标准。其结果，就是推动中国沟通文化中的“新闻纸”概念发生转型并承载这些标准，进而借助中国媒介及其所处的概念网络建构起汉语世界对西来媒介的创造性认识。当newspaper被译为“新闻纸”，它与magazine的西方差异被对译的中文概念消解，转而在京报、辕门报和新闻纸三种中文媒介名称的本土关系中被理解。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对newspaper与magazine等媒介的区分在19世纪中国隐而不彰的原因，“在一个社会的语言中未被加以符号化表达的东西，就不会为其社会成员所认识”。纳入“京报—辕门报—新闻纸”构筑的意义网，newspaper、magazine等都只能被放在“新闻纸”位置，其西方内涵区分无法被揭示，能被揭示的是这类媒介的某些整体特征，如周期性。换言之，当译名“新闻纸”被用来凸显媒介的周期性时，它在中文语境下统摄了具有该特征的各类西方媒介，西方媒介体系内部的原有差异在中国不再重要。因此，“新闻纸”虽由newspaper对译而来，但它在实际使用中却长期包含magazine等概念的实际指涉。
不能抛开现实的社会行动看待译名更替，“没有哪一个语词有权在社会约定之外宣称它自己比其他语词更符合事物的本质”。“新闻纸”取代“京报”和“辕门报”等译名，原因显而易见。因为马礼逊等人创办了一批新式中文刊物并面向中国读者发行，他们不可能将其称为“京报”再传给国人，这将是国人难以理解的做法。而“新闻纸”取代“新闻篇”等译名，则源于西方newspaper媒介在中国社会的大量实践。“新闻篇”系magazine媒介与中国书籍参照结果的间接转化，二者主要在知识文化而非沟通文化中形成呼应。西方newspaper在中国大量出现后，其参照活动转移到沟通领域，参照物不是书籍，而是京报等事物。从西人角度看，与教会刊物多为内容混杂、注重知识的magazine不同，在华西人大量阅读的外商刊物其实都是newspaper，他们甚至将宗教杂志等定期出版物都视为广义的newspaper，因为它们“至少偶尔涉及新闻”。而从国人角度看，使用“新闻纸”也主要针对沟通领域的newspaper媒介以打探消息。战争前，林则徐等人为打探西人动向，组织翻译英文报纸，用译报方式将西方报刊最早嵌入清代政治沟通领域。他们所译刊物沿用西人选定的“新闻纸”名称，且其译报的几份英文底本无一属于magazine媒介。
参照对象的转变代表着文化互释重心的转变，新对象迁移、放大、新增甚至掩盖了外来媒介的某些文化特征。以民间新闻纸为参照，挪用其名称作为newspaper的新译名，把西方沟通理念嵌入中国，动摇了国人原有的文化认知。此前国人不会将沟通媒介是否周期出版、信息来源是否属于民间、表达内容是否宽泛等视为重要问题，此后被逐步转变。魏源、梁廷枏等人对新式媒介的形态理解基本承接西人阐释，其著述又推动这类认知在中国快速传播。《海国四说》对“新闻纸”的描摹，便涉及其周期性（“或日一出，或七日出”）和宽泛性（“广及海外一切闻见”）。该译名能够风行整个19世纪，与此类形态认知长期稳定颇有关联。
译名“新闻纸”凸显出文化互鉴的另一特征，即多元参照性。学术界误解该译名，正是未意识到它是newspaper参照另一本土媒介的结果。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指出，“翻译并不意味着知识可以移入一个无语言的王国。它揭示的是知识可以从一个社会的符号集向另一个社会的符号集转变的可能性”。参照活动是符号转译得以实现的手段，一种文化中的事物要在另一种文化中被交流，必须与后者广泛参照，并可能率先被呈现为后者的多重面貌。
交流活动的深入不断激发新的阐释诉求，一批新概念脱颖而出，为本土文化带来新内容。19世纪中期，与“新闻纸”同义的译名“新报”出现，后者影响力逐渐超过前者。譬如，薛福成日记中留下大量阅报记录，他最初只使用“新闻纸”，1880年前后交替使用二者。待到1894年，“新闻纸”已难觅踪迹，“新报”则仍被使用，大致勾勒出译名更替趋势。1854年，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创办《中外新报》，系“新报”概念渐趋流行的标志。此外，同时流行的还有“日报”“月报”等概念。理解“新报”，先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
推动中西交流走向深入的，是新式媒介在中国的长期实践。实践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将互释活动延伸至沟通文化的各个方面，挑战着本土概念体系原有的合理性。19世纪50—70年代，西人所办中文刊物进一步扩张。与此前刊物旋生旋灭的境遇不同，该时期《上海新报》出版十余年，《申报》更成为中文报纸典范。这批刊物大都重视新闻报道，强调信息功能。一个侧面例证是，早期来华西人主要从京报、辕门报中获取中国信息，而1862年来华的日本人已借助《上海新报》等“新文纸”。维持newspaper媒介的报道实践要调动西方沟通文化的整套概念，它们都要被置于中国沟通文化的概念网络中才能被阐释。其中最重要的本土概念，便是“报”。
“报”有两类意义群，一是人际层面，如“报恩”；二是沟通层面，如“报告”，本文仅关注后者。古代之“报”与“告”同义，意思是告知。它是动词，指代告知行为，不似近代之“报”单字即可用作名词，指代告知载体。这不是说该字在古代从未用作名词，但其作为名词只是特定语境下汉语组合词的简称。从指代告知行为的动词衍生出名词表达，“报”要和其他汉字并用，描述告知行为的状态，如“邸报”描述告知地点。郝懿行把“邸报”释为“邸，舍也；报，告也”，可见“报”字未能在古汉语中构成指代物质对象的名词。基于此，新式刊物的核心实践——报道新闻——一种告知行为，推动了“新报”等与“报”相关的概念发生转型。此处以西人所办《遐迩贯珍》的相关翻译为例，加以说明（见下表）。
检视表中“报”的相关概念可以发现：（1）它们基本都是中国社会的原有表达，有着各不相同的古代含义。如“杂报”原指唐代邸报，“日报”原为“逐日呈报”，“新报”泛指各类新消息，“报”时常表现为它们的简称。（2）它们与news、report对译后，均发生了内涵改变，转而与“新闻”“新文”同义。如“省报”指省城的新闻，“官报”指官方的新闻。（3）作为相关概念简称的“报”也发生内涵转型，衍生出news等名词义项。概言之，受西人所办中文报刊的报道实践影响，“新报”等概念均发生转变，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主要指代报刊上登载的新闻。
与之相伴，很快出现一种新变化。“新报”“日报”等概念在对译news的同时，都曾作为newspaper等媒介的中文命名。现有史料无法钩沉其转换细节，但不难看出这符合语言演化最基础的“转喻”逻辑，即部分指代整体。《上海新报》较为典型，其英文报名是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vertiser，与“新报”并无关联。为何它的中文报名被冠之“新报”？查阅其内容不难看出，《上海新报》登载新闻报道的专栏名称在“新报”“新闻”“日报”等概念中交替使用。可见，“新报”原本对译news，而news恰是newspaper媒介最核心的部分，将该部分嵌入报名并指代物质媒介本身，实现了“新报”与newspaper的概念对接。
前已述及，把物质媒介从一种文化引入另一种文化，与之相关的整套概念话语都要被纳入后者的本土意义体系才能被理解。西人办报如此，国人读报亦如此。林则徐认为，“夷情叵测，宜周密探报”，而西人新闻纸即“内地之塘报”。何桂清呈递的新闻纸，亦被咸丰帝数次称为“新闻纸探报”。可见，国人接触西方newspaper后，同样将其置于“探报”“塘报”等本土“报”的概念网络中来理解。开篇提及的“月报”之谜，谜底即在此处。《海国图志》所载《北印度各国》一文提到，“以澳门探报附其后”，而该文附录标题是“附澳门月报即所谓新闻纸”。因此，他所说的“月报”乃“每月探报”之意，非“每月发行的报纸”。这符合古代之“报”和其他汉字并用，从动词衍生出名词表达的概念生成路径。
不过，与国人接触和阅读报刊相比，该时期西人办报实践对中西文化交流有着更深远的影响。他们反复运用中国话语阐释西方媒介，迫使中国沟通文化发生了转变。《遐迩贯珍》的翻译，已经让“报”的概念体系偏离原有内涵。此后，“日报”“月报”等指代特定类型的新式刊物，“新报”成为19世纪中期指涉newspaper的最重要概念。“新报”的兴起，在于它重新关联了被“新闻纸”译名区隔开的newspaper和京报，将西方媒介某些新的文化特征再次嵌入本土社会。玛高温曾坦言，newspaper是“新的东西”且容易引发中国人怀疑，可见“新报”之“新”确有区分新旧的企图。这种“新”究竟是指什么？答案在于西方大众媒介的另一核心属性，即“公众性”（public）。公众性是大众媒介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其做法是报道公共事务、发表公众意见等。在京报等本土媒介参照下，西人以“新报”之名向中国读者阐释了外来媒介独特的公众沟通功能。
公众性议题在中国的出现首先凸显出“以西释中”的认知取向。以西方文化的公众性特征为标准，京报被阐释为一种公众性媒介，这是前所未有的新认识。19世纪中期，public affair（公共事务）、public interest（公共利益）等，是西人谈论京报时频繁提及的关键词。他们认为京报的公众性体现为政府面向民众的朝政信息传递，“注意到所有公共事务”。特别是报房版京报崛起后，国人能够及时了解政府动向，西人称之为public Gazette，指出“京报被视为一种public newspaper，是最近出现的”。19世纪50年代开始，西人用一个新英文名称指代京报，即official orga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直译为“中国政府的官方机关报”），集中折射出这一阐释取向。把京报理解成官方机关报，为审视传统京报提供了新视角。
与此同时，在华西人也展开了“以中释西”的同步阐释。京报、辕门报的固有特征是传递官方信息，西人认定这就是某种公众性。随后，他们以京报等媒介的此类实践为标准，试图面向中国读者来阐明newspaper的公众性。西人指出，中西媒介的相同点在于：都关注公共事务，特别是与政府相关的公共事务。19世纪的中英文刊物都大量摘录京报内容以满足公众搜索政治信息的需求，因而双方都承担着“官方喉舌”（official organ）的角色，可以传播政治信息。不同点在于：京报仅告知政府事务，而newspaper关注各类公共事务并允许公众讨论、发表公众意见。字林报馆强调，“我们一直谈论的是它（指新式中文刊物）对中国社会具有的新特征，因为中国已有出版物很难被称为newspaper”。西人认为京报相当于西方政府公报，只登载国家公告，辕门报也只是把这种公告范围局限到特定省份。他们断定中国不存在“民间喉舌”（popular organ）意义上的出版物，这类出版物应当“允许独立意见的公开表达”。在这层意义上，西人意识到京报只是official organ（亦称imperial organ等），newspaper则同时包括official organ与popular organ。把newspaper媒介称为“新报”，正是为了承载此种认知。“新报”之“新”，在于它勾画出新式媒介关注民间事务、发表民众意见的公众性特征，形塑了新式报刊在中国展开信息沟通时的“官方（official）—民间（popular）”二元化认知思维。
译名“新报”的确立，以一种全新的认知视角将西方newspaper嵌入中国社会。它不仅和“日报”“官报”等概念一起，在文化互鉴中实现了内涵转型，共同瓦解了中国原有沟通文化体系的部分内容，还建构起中国新式报刊独特的公众沟通特征。对19世纪皇权等级政治下的中国社会来说，“官方—民间”思维模式意味着“上—下”对立的结构化思维，它为理解新式媒介的公众沟通功能提供了最基础的认知框架，与西方颇有差异。报道公共事务、发表公众意见等，确实是公众性特征的具体表现，可西方相关讨论不局限于此。譬如，西方public的对立面始终存在private/individual（私人的/个人的），但public的这类讨论没有被照搬到中国。把公众性从西方话语中抽离，然后以“官方—民间”等中国话语加以区分，是将public特征纳入京报所处沟通实践后产生的参照后果。京报传播官方公共事务的实践特性，为公众性讨论提供了中国化的分类视角，即“官方”和“民间”。此种分类视角最后由“京报”和转型后的“新报”概念分别承载，在“新报—京报”等本土概念关系制约下，新式报刊的公众性讨论被固定下来，难以跳出上述二元框架。
作为新译名，“新报”为何会流行？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提醒到，一个概念的缺失往往表明人们“缺乏千方百计去解决某些生活问题的明确动力”，而那些被使用的概念“都只在自身中结合进根据观察者的兴趣认为是必须抓住和纳入的东西”。根据上文分析，译名“新报”试图抓住的东西，正是公众性。那么，在华西人抓住报刊公众性特征的动力又是什么？这和19世纪中期中文报业的两项实践转变有关，核心目的均在于吸纳中国读者。无论办报意图是什么，争取读者都是办报者要千方百计去解决的问题。其中一项实践转变是稳定发行的刊物日渐增多，该时期沪港两地均出现发行超过十年的报刊。玛高温等办报西人认为，刊物发行应当持久，它们“必须引起中国人对定期出版物的兴趣”，才有可能“被视为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必需品”。发表公众意见、吸引公众参与的公众性特征，无疑是确保稳定发行的关键。为此，在华西人为践行报刊公众性做出了大量努力。玛高温离开《中外新报》时留下长篇感言，认为办报之难在于如何“适应中国人的需要”；美查（Ernest Major）则支持《申报》以“夷”字辨 “The Term ‘E.’,”等议题引发中国读者关注，曾亲自撰文与反对者辩驳。另一项实践转变，则是新式报刊主动与京报、辕门报展开读者争夺，期望借助其公众性理念吸引原属京报的读者。《申报》的表现最明显，它反复宣扬“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等观点，试图以新式媒介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立场的公众沟通优势，将原本属于京报、辕门报的中国读者吸引过来。
译名“新报”关乎外来媒介在社会沟通活动中的角色功能，对中国沟通文化形成很大冲击。将公众沟通活动区分为“官方—民间”二元对立的态势，不仅质疑了京报、辕门报等媒介仅仅代表“官方”的合理性，更为代表“民间”的新媒介谋求了正当性。此后，“新报”与“新闻纸”分庭抗礼并大有取代之势，与其形塑的公众性特征被广泛纳入政治沟通场域有关。“上（官方）—下（民间）”对应的沟通框架凸显出报刊居于下位的民间立场，也为其向上对接政坛提供了可能。报人王韬的转变，颇能说明该认知被国人接受。1859年，有西方传教士告知王韬，“今中国政事壅于上闻，国家有所兴作，小民不得预知。何不仿行新闻月报，上可达天听，下可通民意”。这是西人对newspaper公众沟通功能的认识，可王韬相当不屑。他直言“中外异治，庶人之清议难以佐大廷之嘉猷也”，“奇技淫巧凿破其天者，摈之不谈，亦未可为陋也”。王韬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转变观念，夸赞新式刊物“上自朝廷之措置，下及闾阎之善恶，耳闻目见莫不兼收其论”，几乎是西方传教士观点的翻版。
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重塑了互动中的文化双方。“新报”等概念的古代指涉已被遗忘，现今人们熟知的，只是它们在西方影响下发生转型后的新内涵。在与外来文化互鉴融通中，本土文化通常会被创造性改变。据前文考察，促成改变的核心因素至少有两项：一是互释活动带来意义体系松动。为实现交流目标，本土文化不得不容纳外来文化的新元素，使得传统概念逐步脱离原有指涉，符号关系被迫重组。二是实践行动构成文化变迁动力。依托持续的社会实践，新的阐释需求才会被激发，新的文化内涵才能被延续。回到本文议题，脱离外国传教士、外国商人、中国文人的办报实践，上述中国沟通文化多项具体内涵的转变，或许都难以发生。
所有译名中，“报”较晚出现，与之关联的“报纸”“报馆”以及“报章”等则更晚。1900年，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将“报”翻译为“To announce. To recompense. To inform; to report to; to declare. A reward. A newspaper”，终于出现newspaper义项。译名“报”的确立代表着交流互鉴可能形成的最大冲击，可彻底瓦解以古代之“报”为核心概念搭建的原有媒介体系，塑造出近代中国新沟通文化。不过在此之前，受本土中英文办报实践影响，“报”的内涵已有数次变动。
“报”的第一次内涵改变，是转化出名词reporter等义项。马礼逊可以用report等动词阐释“报”的多个概念，却无法解释名词“京报”，只能译为Peking Gazette。西人曾将“京报”拆解阐释，认为“‘京’的意思是great，它常被中国人用来指代首都；‘报’的意思是to announce，to report”。不少西人接受此种拆译，但仍无法解决词性难题。为此，他们找到另一中文概念来实现“报”从动词向名词的转化，即“报子”，古汉语中“报信人”的意思，西人译为messenger或reporter。19世纪30年代，京报有了第二类英文名称，包括Peking Messenger、Metropolitan Reporter等多个同义表达。他们指出，“京报顶部印有两个大的汉字，发音为King Paou，第一个汉字的意思是metropolis，第二个汉字的意思是动词to report。它若直接译成我们的常用语，应称为Metropolitan Reporter”。
“报”的第二次内涵改变，是转化出名词a report义项，意为“一则报道”。它在字典中明确对译，是在1856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编纂的《英华分韵撮要》中。此处所说的“报”，是“新报”“日报”“杂报”等概念（对译news）的简称。前文已有说明，不再重复。
“报”的第三次内涵改变，是转化出a serial及a gazette义项。《英华分韵撮要》已出现a gazette这一新的名词性翻译。与之不同，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将“报”译为serial，并把“新报”译为a new serial。无论是转化出gazette还是serial等名词性内涵，均与19世纪中文刊物时常出现的双语命名有关。一方面，serial和gazette是西方描述newspaper时经常使用的英文，也时常出现在刊物命名中；另一方面，西人在为中文刊物命名时又试图以中国人熟悉的话语嵌入其中，如“遐迩”“六合”“新报”等。这确实将“报”与物质媒介相关联，但仍不是直接指代新闻性意义上的newspaper，在“报”的第四次内涵转变后被逐步弃用。
“报”的第四次内涵改变，转化出newspaper义项。19世纪50年代开始，当“新报”“日报”等中文概念不再特指新式刊物中的news，而是指newspaper媒介本身，作为简称的“报”同样发生转变。1865年创刊的《中外新闻七日录》用“日报”“新报”等概念指代新式中文刊物，其中对“新报”的简称便是“报”，体现出此种转化的过渡。此后，“新报”“日报”等作为newspaper的中文命名被广泛接受，其简称“报”亦逐步稳定。典型例证是1872年的《申江新报》，它长期以《申报》之名被熟知，“报”是“新报”的简称。《申报》的极大成功影响深远，《汇报》《甬报》《沪报》等均以相同方式命名。汉语内部接受了新的“报”概念，初版于1901年的《字课图说》对“报”在沟通领域的新内涵予以了充分描述：
告也。引申之，人所藉以相告即谓之报，如京报报纸等是。今泰西各国，报馆林立，门类有三，曰官报时事报专门学报,其出报则有按月按旬按星期按日之别。所以广见闻增智识者，莫善于此。
至此，“报”从古代的动词义项衍生出名词义项，单字即可指代“人所藉以相告”的物质性载体，即国人理解并接受的西方newspaper媒介。
作为“新报”（指代newspaper）的简称，“报”出现的直接原因是汉语表达的简化逻辑。不过，简化逻辑只能解释“报”的出现，它被国人普遍接受的背后另有深层因素，且依然与文化交流中的互为阐释有关。
19世纪早期，西人便以newspaper的历史审视京报，“以西释中”取向令西人惊叹“据说这份报纸已经存在了一千年！”此后，他们多次表示京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19世纪中后期，国人承接该观点并以京报的历史反向阐释newspaper的历史。19世纪30年代后“新闻纸”概念的流行，70年代后“新报”的使用，使得国人对新式媒介与传统京报的差异不再陌生。在不影响既有认知的前提下，“传统就有可能发明出一个截然不同的起源”，它可以带来新的意义，提供新的合法性基础。
国人的“以中释西”突出表现为“西报中源”观。他们不仅声称邸报是最古老的报纸，甚至强调newspaper系借鉴邸报而来。汪康年所言“日报之制，仿于中国之邸抄，而后盛行于泰西”，代表着19世纪后期许多国人的看法。译名“报”迎合了国人的文化心理，为外来媒介成功镶嵌了本土源头。西人注意到该现象，他们发现中文报纸名称有着明显的同质化倾向和本土化特征，“如上海两份晨报的名字《申报》和《沪报》意思都是‘上海新闻’……每份报纸都把‘报’字嵌在其中”。时间上的“先”和“后”天然嵌入因果关联，只有先出现事物才有可能成为后出现事物的“因”。借助“报”的桥接，西方的newspaper和中国的邸报被置于同一范畴。一旦邸报被认定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就从时间先后逻辑中认定newspaper借鉴了邸报。1902年，《大公报》就曾借助“报”把邸报和newspaper串联成完整的媒介史叙事。它先指出，“古无所谓报也。自前明永乐北迁……时人便之呼为邸报，始有报之名”。随后提到，“嘉靖年间意大利国威斯尼城特创行新闻纸……始有报之体。是时日耳曼联邦又仿行其例……始有报之实”。在“报”的统摄下，原本分属中西的新旧媒介浑然一体，而居于整个历史叙事起点的正是邸报。
推动新译名出现并稳定下来的动因，仍是新媒介的本土实践。大体在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后，国人才较多从事报刊事业。戊戌时期，国人办报数量快速增加，掀起一次办报高潮。国人自办报刊不仅试图改变本土读者的阅读对象和阅读内容，诸如《时务报》等刊物更试图直接介入国家政治。这批报人面临双重任务，他们既要吸纳士人读者，又要在以京报为代表的传统沟通制度下寻求合法性。将新旧媒介融为一体，把后者转化为前者之源头，为读者和官方接受新媒介给出了历史性理由。黄遵宪的转变说明了这一点。他在19世纪70年代描述“新闻纸”时，认为“西人一切事皆藉此以发达……日本皆仿行之”，俨然视之为外洋事物。90年代，他则删改此前说法，点明“其源出于邸报”，映衬着此间的阐释变迁。
自“报”之后，newspaper译名得以固定。它将交流互鉴形塑的媒介认知完整嵌入中国，通过自我转型方式带来新的沟通文化，有别于同时期西方，也有别于古代中国。“报”是古代最核心的沟通概念，关联了与信息活动有关的各类话语。对译newspaper，为其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新内涵，单个汉字即指代“人所藉以相告”的物质载体。这促使中国原有媒介分类体系发生系统改变，呈现出文化转型的剧烈场景。第一，驿报、塘报、邸报、京报等古代媒介概念或被弃用，或被视为新媒介源头。邸报/京报最明显，因为新的“报”概念基于它转型而来，关联密切又截然不同。学术界争论的中国报纸起源问题，便与此有关。第二，日报、月报、官报等概念再次转变内涵，指代特定类型刊物。第三，报纸、报馆、学报等表达开始出现。这批概念在古代媒介体系中既不存在也无意义，只能基于转型后的“报”出现。其中，“报纸”“报馆”“报章”等，在“报”作为“新报”简称出现后才被大量使用，属于“报”的衍生表达。19世纪，“报馆”关乎媒介生产场所，“报章”触及媒介登载内容，“报纸”则涉及媒介发行载体，“报馆”“报章”的使用率并不低于“报纸”。“报纸”概念的凸显要到20世纪初，受“杂志”影响，且后者是“日源词”。
从19世纪初newspaper媒介的传入，到该世纪末以报（纸/馆/章）作为主导性传播工具的确立，中国沟通文化不仅容纳和阐释了外来媒介，更在其持续影响下从内部实现结构转型，影响所及无远弗届。以“官报”为例：译名“报”形成后，“官报”之内涵从“官方的消息”转变为“官方的报纸”，为创设新式官报明确了概念前提。虽然新式官报的行动源头要追溯到1896年的《官书局报》，但其理念形成至少可追溯到1892年，国人在这一年明确提出“中国宜设官报”的主张。就此而言，两种文化互鉴融通的最剧烈后果，莫过于一种文化推动着另一种发生整体转型。这种转型不是某种文化将自身内容直接添加到另一种文化上，而是后者在前者影响下，不断容纳前者并从内部调整自身，最终在后者内部促成结构性转换。转型后的文化体系既不等于转型前的本土文化，也不等于推动其转型的外来文化，它虽然同时保留着二者的某些特征，但实际上属于交流互鉴催生的新产物。
Newspaper译名变迁源于中西媒介的互参互释，其中最重要的本土参照物正是京报。中西互释建构起国人对新式报刊的独特理解，为近代报业的特色化实践奠定了基础。第一，与京报等古代媒介的文化参照和读者竞争，让中国新式报刊的媒介形态有着内在生成逻辑。19世纪新式报业长期不注重“报”“刊”有别等西式分类方法，出现奇特的实践图景。新式刊物虽时刻以京报为对手，声称自己与之不同，却又将京报、辕门报的内容照搬到版面上。这固然是吸引读者的具体做法，但也恰恰说明，新式刊物总是以古代媒介作为参照和区分的对象。因而，新式报刊的媒介形态与其说“移植”于西方，不如说在中西交流中“生成”。第二，受古代沟通实践影响，近代报业的公众沟通功能嵌入在“上（官方）—下（民间）”对应的二元认知框架中。甲午前后，“通上下”成为最重要的报业行动理念之一，这可能是中西差异最显著之处，它形塑了中国报业强烈的政治性、国家性色彩。此后，以政党办报、政府办报、文人论政等为特色的政治化路线构成了近代报业最突出的实践取向。该框架下，清末官方还以“宣上德通下情”为宗旨，接连创办100多份新式官报，从清廷内部颠覆了京报等古代沟通制度。第三，将newspaper媒介纳入中国沟通文化加以阐释，为其不同层次的认知理念涂抹上本土色彩。国人把邸报视为新式报刊的源头，便是一例典型。除此之外，采风问俗、史家记事、士夫清议等传统资源均曾以不同方式进入报界话语。它们对近代报业的文体风格、书写规则乃至实践伦理等议题都产生过明显影响，其中的互释关系与认知逻辑仍有待梳理。
作为中西互释的产物，newspaper译名变迁更折射出中外文化互鉴融通的一项基础逻辑，笔者称之为“嵌构式生成”。与“文化迁移”“文化融合”等概念主张不同，该主张并非对两种文化相遇图景的整体描摹，而是侧重勾勒不同文化的交流如何促使其中一种文化发生转变的具体路径。它指的是，一种文化在将另一种文化嵌入自身内部时，双方将互为构成且同时转变，这会导致前者在后者影响下生成某些新的内容。“嵌构式生成”有以下表现，有助于探讨文化交流的各类重要议题，也有助于从中外互动的全球视野出发理解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变迁等命题。首先，不同文化要嵌入对方内在理路才能较好实现有效交流。“新闻纸”“新报”等newspaper译名能够风行19世纪，在于它们通过和本土媒介的参照，有效嵌入中国沟通文化内部。前文提及的magazine一词，其早期翻译则是交流失败的典型。它被称为“统记传”，大意是“统合记载各类叙述性文字”，给出了一个与中国沟通文化较为隔绝的译名，很快退出历史。其次，互为嵌入的交流过程同时也是不同文化融通共存的互构过程。交流双方互为主体，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形成互构关系后，更容易对后者产生影响。仍以19世纪沟通文化为例，不仅newspaper与京报在中国互为构成，public opinion（当代译为“舆论”）与“清议”“乡评”、freedom of speech（当代译为“”）与“开言路”等，均是如此。最后，嵌入与互构推动交流主体生成新的文化元素，最终可能促使本土文化发生内在转型。外来的newspaper媒介对中国产生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影响，并非只是其沟通特征使然，关键还在于它在交流中不断生成新内涵，为中国带来新的“报”概念，也带来新的媒介体系。
交流互鉴的“嵌构式生成”逻辑不仅强调不同文化的重要地位，更强调本土文化的自主作用，因为文化的根本变革常从内部发生。故而，一个社会要真正从文化交流中获益，先要对自身文化有充足的认知、理解和自信。中外交流的立足点应该是“开放的自主性”，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前提下审视全球与本土的互动关系，不崇尚封闭式的“自我中心”，也不崇尚对立式的“外在他者”。如此，才能更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原标题：《中西互释下的媒介认知建构——以十九世纪Newspaper译名变迁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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