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亿球友会媒介与阶层一直是欧美传播研究的经典领域之一,有丰富的积累,形成了四大分析视角:冲突的视角、建构的视角、对话的视角和“知沟”研究的视角。

　　媒介与阶层一直是欧美传播研究的经典领域之一,有丰富的积累,形成了四大分析视角:冲突的视角、建构的视角、对话的视角和“知沟”研究的视角。

　　大众传媒被认为是阶级对立、控制和斗争的场域,这也是批判传播研究的传统视角之一。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传播研究延续了将阶级分析置于研究核心的传统。作为社会机构的大众传媒、国家、阶级结构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批判传播研究的中心问题。从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 到文化研究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格拉斯哥小组等,无不将大众传媒视作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话语博弈的空间,控制与抗争是关键词。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提出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对列宁政治领导权思想的有力补充。所谓文化领导权,是统治阶级在谋求被统治阶级“同意”的过程中,以“自愿的”同意为基础而形成的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其要点在于不以强力谋求统治而以柔性的“同意”实现统治, 其间容纳被统治阶级的冲突、对话和协商。文化领导权的实现在与“政治社会”相对的“市民社会”之中进行,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组织与传播,以教育、文化传媒为主要传播形态。文化领导权是不同社会阶级博弈、协商的结果,也是统治阶级合法性的来源之一。

　　虽然文化领导权以不同阶级间的协商为突出特点,但归根结底还是在阶级对立的框架内来审视上层建筑的动态结构,以阶级统治的实现为旨归的。大众传媒作为不同阶级的意识、理念、主张冲突与对话的场域,与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存在紧密.联系。“借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广泛接触的报纸、书籍、新闻、文学作品等物质载体,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得以为人们所了解,进而在与民众‘常识’、信仰等形式有效融合的前提下逐步以‘健全的常识’的形式被民众自觉服从。”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也为后人所倚重,文化研究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以及法兰克福学派二代学人尤尔根?哈贝马斯 (Juergen Habermas)等无不延续和发扬了这一思想。

　　以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阿多诺 (Theodor W. Adorno) 1947年纲领性的文章《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为标志,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生产的批判立场鲜明:大众传媒被看作是阶级控制的工具,其核心观点是资产阶级对大众文化生产的全面控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工人阶级隐蔽的欺骗与控制。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主将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进一步揭示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诱骗和柔性控制:借由大众传媒推广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从而将工人阶级喂养为“单向度的人”,丧失其本该具有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任其精力耗费在世界大同的文娱节目中,而忘却其“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使命。“单向度思想是由政策的制订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系统地推进的。”

　　由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自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英国文化研究素来关注阶级分析,尤其是“工人阶级文化”,这一学派的先驱理査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无不关注资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分殊,20世纪70年代的伯明翰学派则有“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之说。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编码/解码”理论继承了文化领导权的思想,霍尔所总结的“主控-霸权式解读”、 “对抗式解读”、“协商式解读”三种受众解读模式,实际上是文化领导权基本思想 在受众分析中的体现,即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过程中,基于同意、反抗与协商的不同斗争形态。随后戴维·莫利(David Morley)所做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在媒介信息的解读过程中,工人阶级话语抗争的存在。

　　传播政治经济学 派对大众文化生产经济逻辑的分析,凸现了大众传媒是阶级剥削的场域这一基本事实。传播经济学派的奠基者达拉斯·司麦斯(Dallas W.Smythe),最先揭示了工人阶级不仅在工厂上班的工作时间遭受剥削,甚至在休闲时间也遭受剥削的秘密——他们作为受众的信息被媒介生产商悄悄卖给广告商,却分毫不得补偿,不仅如此,还要在购买消费品时购买附加其上的广告费,“受众商品”所经受的双重剥削使工人阶级在大众传媒领域所处的境地暴露无遗。除此之外,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传媒产业从业者,也在其日常工作中经受资产阶级的盘剥。随着全球传播时代的到来,跨国媒介集团更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出大量以“新闻民工”为代表的媒介产业工人,大众传媒领域的阶级剥削也具有了全球化的特征。

　　这种冲突的视角始终存在于有关媒体对工人、工会和工人罢工运动报道的分析中,经典研究是英国格拉斯哥媒介小组20世 纪70年代对英国工会与媒体报道的研究和后来对20世纪80年代英国媒体关于煤矿工人罢工运动报道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揭示了由资本所控制的媒体有选择地 “诋毁”工人和工人运动的真相。美国的同类研究结论与之相似。绰尔·罗迪诺 (Troy Rondinone)对美国内战到二战期间的媒介报道研究发现:罢工被定义为对现有秩序的背离,工人总是作为“敌人”的身份出现,采取威胁共和政体的行动,而 回归既有秩序被看作是赢得战争的方向。杰瑞·罗灵斯(Jerry Rollings)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媒体报道研究也发现,媒体不仅很少报道工人和工会,在有限的报道中工会也被描绘为“暴力的”、“可耻的”、“妨碍(正常秩序)的”。1990年代经济复苏期间,美国UPS工人罢工运动的情况似乎略有不同,在运动初期,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挑战媒体有利于大公司的传统,成功利用媒体构建了 “观点的公开市场”。但毫无疑问,这样的研究同样是在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对立的阶级框架中展开的。

　　大众传媒被认为是阶级意识和阶级身份建构的重要来源。这一视角与社会学领域阶级研究的“文化转向”有密切联系。“在经验上,结构与行 动、经济与文化是相互交织的。也就是说,不仅经济不平等受到社会(‘文化’)不平等的支持,而且文化(观念、符号、生存方式)在维持和再生产阶级不平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并不只是阶级位置的结果,而且也是阶级地位由以形成的核心机制。”从汤普森对英国工人、具海根(HagenKoo)对韩国工人的研 究,到理查德?奥曼(Richard Ohmann)对美国中产阶层、马克_莱希特(Mark Liechty)对尼泊尔中产阶层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传统。在有关传媒与阶级建构的研究中,历来以工人阶级和中产阶层为关注重点。

　　汤普森在其筚路蓝缕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将工人文化视作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重要建构力量。而其中,工人阶级报刊是工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人具有使用报刊来表达观点和凝聚自身的积极要求。他在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考察中还发现,产业革命时期激进的“中等阶级”的形成也遵循了同样的路径。

　　早在1951年中产阶层研究的经典之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莱特·米尔斯就富有洞见地指出了大众传媒对这个阶层的强大影响。一方面,大众传媒不断地“强化”甚至是“再创造” 了中产阶层的群体形象,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也造就了这个阶层普遍的“政治冷漠”。

　　大众传媒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其对中产阶层身份的建构功能:一是成为某种具有中产身份象征意义的消费品,通过商品使用价值的实现进行该阶层的身份确认;一是赋予媒介中所呈现的某些商品以身份意义,唤询着中产 阶层通过对这些商品的消费来进行身份确认。并且,提供特定内容的大众传媒还在建构特有的中产阶层文化。

　　大众传媒与阶层一向是考察热点。如果没有记错，中国传媒大学曾经考察过两次。分别是社会认同和阶层分化。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是传播学研究这个问题的两种比较重要的视角。

　　综述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说明的是大众传媒与阶层的两种功能，可以粗略的理解：一种向外，一种向内。向外的谈阶层，核心在于阶层之间在文化领导权（亦即霸权）上的博弈与斗争。在这个视角上，我们关注某些强势阶层，是如何利用媒介手段进行压迫，以维护自己的合法地位，而弱势阶层又是如何反抗。而向内的谈阶层，核心在于阶层内部，如何运用媒介形成认同，形成阶层文化和阶层“神话”。它们既有分歧，也有统一。统一在，其实很多时候，阶层内部认同，也是阶层外部隔离与压迫的手段。中产阶层谈葡萄酒的品味，谈论航班旅行的里程数，谈论健身的时候，这一方面建立了自身的身份，一方面也鄙视着下层阶层（甚至包括暴发户）的粗鄙不文。

　　（知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话语占主流的社区，但也有很多其他阶层的人。关注其中跟贫富、阶层相关的话题，在其中你会看到不同阶层的人努力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撕逼，非常欢乐）

　　顺便插一句，为什么大众传媒与阶层近年来如此重要？这是和我们的整个社会发展阶段和媒介发展阶段是相关的。从社会发展阶段上看，中国社会处于一个阶层分化和固化都在加速的时期，贫富差距和文化差距都在持续拉大。而新媒体的发展，市场化媒体的加速，代表各个阶层的媒体和话语都逐渐开始出现。大众媒体往何处去，我们又往何处去？这是考研会考的，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