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Y千亿球友会app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推进，全社会对乡村的关注日益增加，乡村产业化经济发展与致富也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驱动力，各种形式的乡村文旅、大地艺术节、有机农业、乡村文创、乡村建筑项目不断涌现。艺术高校和综合类高校也纷纷成立相关研究和教学机构，大批师生不断奔赴乡村实践。
在这样的社会热潮中，当代艺术家渠岩始终保持冷静的观察与思考。渠岩是中国艺术乡建的标志性人物，在2005年以来的近20年时间中，从“许村计划”到“青田范式”，渠岩不仅为一北一南两个乡村带来了文化保护和复兴，在艺术家、基层管理者、村民和商业等多主体联动中，他逐渐探索到相对平衡的发展模式，同时渠岩对艺术乡建的系统性理论思考及乡村的价值关怀贯穿始终。
2024年5月31日，“广州美术学院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高校艺术乡建教学联盟”在广州美院正式揭牌，渠岩担任广州美术学院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院长。近期，渠岩和屈行甫编著的新书《中国艺术乡建地图》也正式出版发行。这些事件也标志着中国的艺术乡建进入了更为系统化、学科化建设的历史新阶段。
当乡建变成了一场运动，我们需要对乡建现场审视和反思艺术中国：很多人最早是从您的乡建项目许村和青田了解到艺术乡建，近期您在广州美院成立了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您编著的新书《中国艺术乡建地图》也已经出版发行，您对于全国范围内的艺术乡建基于怎样的关注与思考？
“艺术乡建”这个词是是我十多年前最早提出来的，当时只有极少数艺术家在尝试做乡建，社会上没有几个人接受，没想到今天已经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可。我也从事了近二十年的乡建实践与理论研究。乡建恰巧也恰逢国家推动、社会关注、经济介入，市场参与等大环境因素导致其备受全社会关注。全社会介入乡建所带来的影响和问题也会很多。现在艺术家都在用“艺术乡建”这个标签和概念，由于主导者各自身份不同，其结果、方法、立场也都不同。
，如果没有这些文化反思，只关注项目本身，那事情就会跑偏。十年前，我在讲课时就提出一个词——标靶时代的乡村。“标靶”是美国一位年轻的社会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即任何一个事物和现象，它只要被广泛关注，就会成为标靶，就会被瞄准，就会被消费、被研究、被学科化、被格式化，就带来很多问题。
5月30日，2024年浙江省艺术乡建工作现场会在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青山村举行（图片来源：中国文艺网）
好的方面是艺术乡建已经被社会广泛接受。这次我去浙江考察，发现浙江乡村振兴各方面工作都先走一步，全国的县乡基层干部都到那里去学习。早年建筑师在浙江做过很多建筑项目和村落建造，浙江的相关领导肯定了艺术乡建在乡村的作用和能力，成功和见效。
他们就把乡建和文旅以及经济捆绑起来，变成一个综合性的乡村治理和发展指标。他们推出了艺术村长计划，村村有艺术乡建。当地基层政府的文化官员只要愿意都可以挂上艺术村长的头衔。当然，乡建已经变成了一场运动，我们需要对乡建现场审视和反思。我始终呼吁，乡村是脆弱的，
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5月艺术中国：您在《中国艺术乡建地图》书中展示了33个艺术乡建案例，这些乡建者从当代艺术、建筑、规划、摄影等各自不同的路径介入到乡建领域，有些案例与您的乡建思想也并不吻合，您对于筛选案例出于怎样的思考？
我当时选择这本书的案例是在疫情期间，这本书也耽误了两三年，我觉得这些案例和方法应该收集起来，并不是基于某些标准，而是让社会来判断和讨论。如果按照我理想中的艺术乡建，这本书编辑不了这么多内容。我说过乡建艺术家的身份不同，有摄影、建筑、规划、文学、绘画等等。乡建者的认知不同，乡村的面向也不同，但这些案例和艺术乡建沾边，还是属于艺术乡建大的范畴里面。我作为一个跨界艺术家，也没有局限于自己的专业来做，但我做的方法里也包含着乡村的一些综合艺术活动。
艺术中国：十几年前就有少数艺术家从城市来到乡村实践，发展到今天已经有相当多的艺术家、建筑师、规划师等从事乡建，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十几年前一些敏锐的艺术家就已经发现城市出现了发展的问题。也有一些被迫加入的乡建者，比如有些城市规划者看到房地产行业的萎缩才来到乡村。
春江水暖鸭先知，有一部分人始终要走在时代前面，有些是跟随的。85时期我们做当代艺术也是如此，先锋艺术的艺术家都是少数，后来慢慢形成了潮流和规模。当它形成规模后，又要开始打破它，再发现新的问题。社会就是一个循环式的发展模型。
艺术中国：广州美院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成立了“高校艺术乡建教学联盟”，您认为如何发挥这个平台优势去做下一步的乡建工作？
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背景下，现在高校系统关注乡村建设的趋势非常明显，特别是疫情后的这两年。现在艺术院校都有乡建教学和实践机构，包括广州美院的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成立了乡建教学联盟。现在大学邀请我去讲座也是最多的，当然我也拒绝了很多。我在五六月份去福建的一些高校讲座，他们都要把乡建作为学科建设，特别是很多学生都要到乡村去实践。
既然我们扛起艺术乡建的大旗，就要有责任继续提出问题，一边对乡建做整理和研究工作，一边给社会做很好的引导。
十年前我从北京来到广州工业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这也是全国首例在综合大学成立的专门研究乡村的机构，过去大学都是关注于城市问题。从那时期我就开始一边做乡村实践，一边做研究和整理，一边做教学工作。
我已经在这个跨界学科深耕了二十年，也算有备而来，我总结了一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加上自己的实践，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效的，我的艺术乡建理论方面的书也会即将出版。
大家要认识到乡建是一个文化现象，连接中国传统和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话题。高校师生对乡村的认知越多越能减少对乡村的损失，这就是学科的重要性。艺术中国：很多人的乡建是参考一些历史和当下的案例，并没有明确的理论依据，您认为建构乡建理论有怎样的意义？
我最早提出艺术乡建概念的时候很多人并不认可，他们认为这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事情，放在一起有拼凑的嫌疑，但十几年下来，大家也逐渐接受了这一概念。我认为在时代转型中理论先行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乡建者只是盲目投入到乡村，如果有一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对他们肯定有帮助。
有一些理论家不太关注，或者也没有能力建构乡建理论，他们就说艺术乡建不要理论，那他们就和很多中国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不要理论是一样的，没有理论体系就等于拍脑袋做事情。艺术中国：现在有些专家从参与式艺术、社区营造等概念讨论乡建，您认为乡建理论应该建立在艺术还是社会学范畴？
参与式艺术、社区营造都是西方的理论，不是我们自己的理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自己的理论。乡建研究应该把艺术和社会学放在一起，不应该把他们分开，包括我做的乡建学科系统也包括历史学和自然生态学，也包括西方的参与式艺术，它们都融合在一个大的系统里面。
艺术中国：您的乡建是跨学科的方式，容纳了艺术学、人类学、社会学、自然生态等不同学科，这与社会学家主导的乡建有怎样的差异？
社会学乡建要靠基于科学的统计量化，一定要有数支撑据，就像做科学实验一样，没有量化标准是不成立的，这与艺术乡建的目的和理念不同，艺术家包含着想象，包含着艺术和文化，怎么能量化呢？我认为艺术乡建对社会学或人类学更多地是吸收和借鉴。就像华南学派主要研究历史，但他们采用人类学的方式做乡村调查，研究散落在乡村的历史文献，做出历史研究成果和价值，人类学就变成一个方法。
我邀请过研究南方乡村的华南学派最重要的5位学者来青田参加论坛和做乡村调查。包括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历史系科大卫教授，他的《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就是一本重要的人类学著作；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教授主要研究岭南乡村；还有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他教我们判断乡村价值的方法就是进村看庙、进庙看碑，如果有村民每天上香，村子有香火，就证明这个村子的灵魂还没有被破坏。
另外北京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教授也给了我们非常多建议，由此我们才确定了顺德地区最重要的文化定位是水资源。以前农作就是桑基鱼塘系统，但今天这里的水都被污染了，所以我们做了保护水源行为的艺术活动，以此唤起当地人的环保热情与保护行动。
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如果研究触动不了核心，只是边边角角的问题就没有意义。艺术中国：您在打边炉的采访中，谈到民国乡建者也是将乡村置于现代发展主义逻辑下，这与当下很多言必称民国乡建为经典的观点有很大不同，您认为民国乡建的局限性在哪里？
现在很多人对民国乡建顶礼拜膜。实际上今天的乡村问题与民国时代早已不同，如果我们还照着老方子抓药治疗不了今天的病，实际上当时的药方都治不了当时的病。
我记得有文章写艺术乡建，从脉络上先写民国乡建，实际上民国乡建根本不是艺术乡建。民国乡建者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情怀，他们是士人的传统，还有新文化的裹挟，他们完全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今天谈民国不谈新文化这个时代背景就永远出不来。我在2017年许村国际艺术节“神圣的家”里就提出娜拉出走的问题。
“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艺术促进村落复兴”艺术中国：疫情后艺术乡建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地方政府、企业和艺术家对乡村的认知和目的各有差异，当下艺术家在乡村中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如果将乡村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逻辑判断，艺术家对乡村能做的事情很少。如果完全按照理想主义的方式，按我心中认为的理想方式实际上很困难，这必然削弱乡村急功近利的治理方法和经济指标。如果服从于乡村治理和经济开发很容易，那就是接项目嘛。如果项目是出于文化理想的考量，其前提要有政府和企业邀请艺术家做事，但艺术家不能完全变成雇佣者，还要完成文化理想，符合乡村发展规律，而不是破坏乡村。艺术是无用之用嘛，如果把艺术变成有用之用，这里面会非常危险，成为工具。艺术家在社会现场，你的主体性有多少取决于自己？这里面有非常多偶然性。艺术家在甲方乙方关系里能坚守多少原则，做出多少妥协，或者干脆不做，取决于双方对乡村文化的初心和价值判断，双方能达到怎样的共识。
艺术中国：当下很多乡村管理者希望乡建艺术家能给乡村带来经济效益，很多艺术家有这种意愿但并不具备这种能力，您认为艺术家对乡村发展有经济发展的责任吗？
如果由艺术家去做乡村的经济发展，那就不是文化建设了，那就是商人的事情。商人是另一套逻辑，他所触动的就不是我所关注的文化内容。这不是艺术家的初衷，其实也不擅长。有些艺术家总问我乡村怎么运营？我说你做不了运营，运营是一个现代化商业的词，中国古代乡村没有运营，乡村是家园，我这么说就把他打开了，要不他老陷到里面，显得很焦虑。艺术家不是全能的，艺术家一没权二没钱，艺术家也不擅长这个事情。我一直强调乡村的家园价值，乡村哪些是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艺术家不要陷入到被别人绑架的状态中，如果别人要求什么就做什么，你的自主性在哪里？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艺术中国：现在很多乡建案例往往是文旅思路，在这种情况下，您是如何扭转了一些地方基层官员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认知？
我觉得这里有双方的误读，我也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和现实。地方基层官员邀请你到乡村，主要看你能否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实际上这个事情要两说，商业上的艺术文旅能做这件事，但精神性、引导性，恢复乡村主体性价值的事情都不会马上见效，这样地方政府就不会太感兴趣，所以我在乡村做了十几年的努力。
我在山西改变了一些官员的观念。我完全是出于文化自觉来到乡村做事情，只要你认真去做这个事情，还是能够影响很多人。在2019年的许村艺术节闭幕式上，我对山西省地市干部说，你们以往的做法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但前十几年山西一直将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的敲门砖，单一的发展模式带来山西的能源枯竭和环境污染。能源没有了怎么往下发展？现在重新想起文化还是一种发展主义的模式，用文化拿来挣钱。
这里面首先要有精神性引导文化的重建，才有经济和市场的繁荣，这两个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顾此失彼，不能用它来取代它，所以我给他们更正一个以往的口号，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改为“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艺术促进村落复兴”。
艺术中国：当前国内一些地方通过模仿日本的越后妻有和濑户内等大地艺术节的方式来促进乡村发展，您认为这些做法是否能解决乡村问题？
我和日本的福武总一郎先生进行过深度交流，（日本福武财团理事长福武总一郎是日本濑户内国际艺术节的总策划）。我认为中国乡村的现实和历史与日本完全不同。日本的乡村凋敝问题，主要是乡村的年轻人大量向城市转移，源于上世纪70年代全球化导致乡村缺乏发展机会，年轻人都到城市里谋求发展，但日本乡村的“天地神”俱全。日本在乡村做艺术节，把年轻人请回来，促使乡村活化，这不失为一个有效方式。中国乡村不仅面临年轻人流失问题，也面临断失的文脉和传统“天地神”的缺位，这需要逐渐修复乡村的精神与信仰、宗族的荣誉与尊严、家庭的伦理与秩序，村民的道德与行为等问题。
我认为当下中国一些地方照搬日本经验举办大地艺术节，大多还是文旅的项目。我之前已经提出来了，
家园是我的乡建逻辑系统中的核心概念。做海岛乡建的艺术家翁奋跟我说，他的海南文昌的祖宅被征用了。从宋代一千年以来，他的家族一直住在里面，那里有祖先血脉的牌位，每月他们都去祭祖。他的父亲八十多岁了，就说了一句话：“我们没有家了”，我听到这句话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里承载的已经不仅仅是家的问题，灵魂信仰道德伦理全在这里面了。
艺术中国：说到乡村的家园，有的专家讲过乡村“居”与“游”的概念，您认为传统乡村家园与外出做事是怎样的关系？对今天有怎样的影响？
“居”与“游”是西方社会学家的概念。中国古代乡村的经济，文化，家园与西方完全不同，我用的是“进”“出”的概念，乡村可以“出”，年轻人要去城市发展，他们可以在城市追求功名和经商，年老后一定要返回乡村，回到祖先的土地后再反哺家乡，以此达到生命的轮回，其他一切都服从这个逻辑。安徽和山西的传统乡绅不是在地里刨食，他们要去外面做官和经商，回来家乡才能建造出很多恢宏的乡村建筑。现在的福建莆田，当地人也不在家里挣钱，而是在外面挣钱回来在家里盖楼，这是他们的家和根脉，他们在外面建立的商业网络页需要靠家族宗族维系。
历史学家说，宋代以后北方就变成朝贡文化，北方乡村秩序的混乱和经济落后与传统有极大的关系。南方是农商文化，传统相对保存得很好，市场经济也很发达。在改革开放之初，广东邀请海外华人来投资，之前这些华人基本来自广东和泉州。他们投资的前提是要恢复过去被毁坏的祠堂和祖先的牌位，投资经营的环境一定要有道德伦理的敬畏和约束，他们在东南亚就是靠这个维系华人经商体系。后来他们先把这个祭祖系统恢复起来，有了约束他们才敢投资。
艺术中国：现在很多人以乡建的可持续性作为乡建是否成功的标准，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时间是一个方面，还要从做的事情性质判断。如果山西方面再找我做乡建，我都能延续下去，但如果他们还按原来的方式做，我就不愿意做。还有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例如大家都知道梁漱溟先生的乡建失败了，但文化上肯定成功了，他的文化影响了一百年。我在青田做了五年没有再做，因为我不愿意再重复了，我让当地村民积极接手，要有退出机制，乡村是村民的家园，你不可能一辈子在人家里。所以乡建不能用成功学判断，它是一个触动中国百年历史的方方面面的事情。乡建的价值判断标准，要看它是在文化上，经济上，还是现实中。另外也看谁去判断，有的人目光短浅觉得挣到钱就是成功，挣不到钱就不好，这些东西不能一概而论。
我始终有一句话，明天失败了，今天做也有意义，它会给后人提供很多借鉴价值，思想史就是这么推进，特别是艺术家，不是你的作品都是成功，失败的最多。
我只能说目前是阶段性工作。我做乡建希望永远做下去，但明天我也可能就做不下去了，这些我都能坦然接受，只要让我做，我就按有价值的方式去做。我的工作首先要做乡村的文化梳理，然后再做具体的活动，这是我特殊的乡建方法。
修村志像医生诊断，你把乡村历史和现实问题全部梳理清楚后，就知道开什么药方，哪个地方能动，哪个地方不能动。
我们在周前村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式做了一年的驻村调研，相当于修订了一部新村志。我们不仅对建筑进行研究，包括公共建筑，宗教建筑，民居建筑等。我们也做了村落的形成、乡村历史、文化、人口变迁、民间歌谣、神话传说等乡村隐性价值的调研。哪怕后面的事情没做，这些事情也很有价值。
艺术中国：您曾经提过“艺术中的乡村”和“乡村中的艺术”，您在周前村的乡建中，艺术介入的方式与之前会有所不同吗？
“艺术中的乡村”和“乡村中的艺术”完全是两个概念，一是外来的，一是在地的。“乡村中的艺术”不是说把艺术的作品凭空放到乡村，而是根据乡村历史文脉和乡村的问题来创作作品，影响和改变当地乡村。周前村的乡建不会完全采用“许村”和“青田”的方式，艺术家要连接乡村的文脉，做出影响村民生活，加强乡村凝聚力的活动。同时我也不回避对乡村经济有帮助的事情。明清时期周前村已经成为商品集散地和中转站，形成了繁荣的墟市，我们尝试通过恢复传统墟市的繁荣（我们称之为“周前上河图”），激活乡村民艺及文创产业，重塑乡村经济和商业体系；在乡村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土壤上，保育乡村、繁荣乡村，让村民更舒适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
